东北义勇军退入苏联成战俘 4万人回新疆冻死1/4(2)

发布: 2015-05-04 10:26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次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固然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强力支持的原因，但作为义勇军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重大战略上的失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和军史专家对此总结了“五条教训”:

　　一是没有把山区､草原作为主要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城市攻防战，主要战斗力全都暴露在日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因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能够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机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孤军奋战､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相互协同和策应，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使得敌人得以各个击破。

　　三是没有广泛地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四是没有长远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抗战”的重要性的，但在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怎样才能够在有效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相应措施。

　　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宾､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都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但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自动解散的重要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扬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煞当时特定环境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入侵者。

　　进入苏联的数万义勇军将士，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活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什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地进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到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 (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的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回忆，从满州里和兴凯湖(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都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动”，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着“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跑到外面大喊:“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义勇军官兵集中居住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里(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每间房子､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更多的人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

　　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波汤，1块小方糖和一小撮茶叶; 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它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生活开销由我国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要。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标准，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

　　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需要，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在当时的伯力､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庄，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误工､误时，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已经算是天大的福音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其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收留､照顾她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跪下了，其情其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力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吞噬的，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又都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保姆”，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两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要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贤达。

　　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还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实。开始时，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引来非议，影响自己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即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时，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1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便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10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问题，不少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牧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 “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相互情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长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须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刻，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谁也不愿意过早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能活一天算一天吧!”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易食”现象愈演愈烈。

　　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的义勇军官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地使餐桌相对丰盛一些。进入元月中旬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它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家中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油和盐巴。元月25日的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便成了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了这段经历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官兵们常常是奔波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积)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力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得“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伤害这些颇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思，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副食改善一下生活。但随着饥饿威胁一天天的加重，官兵们不得已才开始捕杀这些空中的生灵。在春节的餐桌上，乌鸦替代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地捕捉和食用乌鸦，相关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化(冻成了冰)，最后做成菜汤，虽然很苦且都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的春节“菜汤”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下了。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人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一些“贺岁钱”(也叫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眼前的一切，使得这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拿 “贺岁钱”时，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的抱起，讲一些他（她）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其注意力。

　　“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佳节雪地家，朔风列列卷怒潮;可恨日本鬼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

　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零下三十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万多人倒下长埋在异国的冰天)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信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道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小孩从海参威坐轮船绕道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8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然后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主要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退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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