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事件：1946年共军设伏袭击美军真相(5)

　　8月17日开始、至20日才结束的对美方证人的质询，主要对象是傅瑞慈、丢克、肯尼迪和美陆战队驻津第一营营长贝尔查中校。据报称，“在调查进行中，几无一分钟休息，三方组长聚精会神寻取材料，尤以共方代表之质询为多。黄逸峰氏每次均以半小时至一小时时间对证人提出连串问题，显欲在此质询与报告中获得有利共方之答复，以之说明过去中共所声明美军与国军共同进攻解放区，最少亦企图求出错误责任在美方之结论”。但美方证人在质询中陈述的都是经历过的事实，因此只有因当事人不同，看到的战场情况略有差别，整个事件的起因、过程和车队整体的情况，没有任何编造的痕迹。唯一与书面报告不同的一点新情况，就是傅瑞慈少校告诉调查小组，他7月26日从北平至天津的行车途中，在此地就已经遭到过十余发步枪子弹的射击。《调查安平事件》，《大公报》，1946年8月17日，第2版。
 

　　21日至23日，小组美方代表马丁(Martin)、国民党代表张叔衡、中共代表黄逸峰及雷任民等赴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分区驻地香河县调查。小组在香河中学听取了中共方面证人王智涛(冀东十四军分区副司令)、李庆春(五十三团五连连长)、王恩潭(通县大队二连五班班长)、马德明(战士)、何卓然(区长)、王槐邻(村民)、高玉成(小商人)、曹汝明(农民)的报告。
 

　　中共方面证人的报告显示的又是另一番情景：(1)事件发生时安平系中共解放区，有征收公米单据作证。(2)7月29日冲突是美军武装车队先向中共军队开枪，中共军队以为是国民党军又来进攻，遂自卫还击，及至反冲锋缴获吉普车，才发现有美军参战，指挥员立即下令吹号撤退，在撤退中受对方猛烈火力攻击，中共方伤亡达18人之多。(3)下午四时左右，由通县方向开来国民党军两批，由天津方向开来20多辆卡车，运载美军400余人，配之以飞机多架向安平进攻。当晚，美蒋联军占领安平。(4)几天后，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在美军一部300余人的配合下，分三路进攻中共军队香河营地，第二天撤至安平，整修碉堡工事。参见伊人等：《曾雍雅将军在香河》，政协香河县委员会编：《香河文史资料集存》第2辑，第41页；成彩虹：《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23日，第二十五小组分小组下午抵达香河，成员为美方的沙文(Chauvin)上校等五人，国民党方面吴能定中校、译员张义、联络官史子钧少校等三人，中共代表为武可久上校、参谋金子谷少校和译员杨诚。24日至27日，分小组分别听取了当地中共军方和国民党军方的报告。成彩虹：《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
 

　　按照程序，第二十五小组于24日抵达安平，对冲突现场进行勘察，并听取国民党方面组织的当地人士的证词。由于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时间，现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第二十五小组中共副代表雷任民回忆，冲突发生后，他们就很快派人将公路上的破牛车“从横向位置顺了过来”，并找来了破车轮，造成“牛车的位置和车辙印是顺直的，车轮是损坏的”假象，以“表明当时的情况是：正在行驶的牛车坏在了公路中央，阻挡了美军的车辆，从而引起了误会”。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注意把7月29日冲突的现场，与第二天国民党军队攻占安平镇的距离29日公路冲突现场有数百米之遥的战斗现场联系起来，以便得出“美军开枪袭击我哨兵后，立即从这一现场直接向安平镇我方守军进攻，从而引发了事件”的结论。《雷任民回忆》，1997年6月，参见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同样的情况，占据安平之后，国民党方面也为应对执行小组的现场调查煞费苦心。只不过，中共方面在安排证人问题上做得十分精细。“他们选了一些有文化、有头脑、口齿清楚的干部作证人。部队是团长任营长、排长任战士；地方上由地委选派。雷任民把他们召集起来，把这项工作的政治意义和必要性讲清楚。然后向他们交代怎样回答询问，并以调查人的身份提问，让他们回答，反复进行演练。”《雷任民回忆》，1997年6月，参见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而国民党方面却做得漏洞百出，他们只是由香河县县长带着武装人员坐着汽车到安平，召集周围各庄农民开会，威胁农民，并强迫各庄保长签字担保，靠壮丁队进行布置和指派证人。
 

　　26日，小组听取国民党方面证人班长儒(国民党香河县县长)、曹玉亭(商民)、谢广山(牛车主)的证词。曹玉亭在报告时竟信口胡诌，声称看到共军缴获两辆美国军车，是由共军捉走的两个美国兵帮着开走的。此说一出，全场哗然，在场的中外记者纷纷拍照，竞相询问细节。因为事件发生后，美海军陆战队从未提到过有两名美国士兵被俘或失踪的情况。美方代表反复询问曹，曹却一口咬定，坚不改口。最后美方代表愤愤地要求休会。中共代表则抓住这一虚假证词，反对休会，直言这样将使该证人有充分时间篡改证词。
 

　　当天，整个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黄逸峰致函周恩来，就特别说明了这一情况。函称：国民党方面指定的本地证人证词，大量虚构。“如说‘美军仅车二三辆’；‘美军被俘二人曾将吉普车开入解放区’；‘当日并无飞机出动’等等，都不能成为有力之证据。”如今日询问国民党方面指定证人曹玉亭时，“‘美’‘国’两方均感其证言虚构，中途停止询问，明明企图给证人以串(篡)改证言之机会。经我反对，‘美’‘国’两方藉(借)口我不信任证人，强令休会，调查工作遂陷于停顿，明日可望恢复调查工作”。
 

　　据黄总结，此次调查基本上可以得出的对中共有利之证据至少有五点，即：“(一)安平为我解放区之一部；(二)美军于廿九日在天津出发前确有充分准备，人员武器、电台设备均较经常巡逻不同，且于上午十一时曾接到天津美军十一团团部之警告；(三)美军增援部队曾用飞机在安平上空扫射，有遗留之子弹夹壳为证；(四)安平系于七月廿九日以后为政府军占领者；(五)在安平战斗时(期)间，于附近曾有持青天白日旗而与美军无敌意之部队四五十人向安平方向前进。”
 

　　当然，黄亦承认，上述证据都不能证明延安所认定的几大关键问题，即“关于当天究系美军、国军或共军先行开火，国军参加战斗情形等等”，“三方各异其说”，未能找出有力证据，“尚有待进一步之证明”。鉴于目前情况，“现我已准备材料，万一谈判破裂，即可随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黄逸峰致周恩来函》，1946年8月26日，《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影印件，第143—146页。
 

　　所谓向联合国控诉，是中共中央计划当此一事件调查闹到不可开交时，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手外交策略。8月10日，毛泽东就曾以中共中央名义专电给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称：“安平调查，国、美合作造假证据，说成一切为中共有计划袭击美军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准备宣布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并准备向国际申诉。此案对美方不利之处是暴露国、美站在一边，美方之假中立已难保持。”《中央关于安平事件后准备宣布国、美攻我证据致周、叶电》，1946年8月10日。
 

　　从毛电可以看得很清楚，毛发电时是坚信中共代表掌握着“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的，因而不怕闹到联合国去。事实上，不仅中共中央，就连叶剑英等也始终相信冀东军区的报告。周恩来虽有怀疑，但因冀东军区始终坚持前说不改如詹才芳、毕占云、李楚离等8月6日、7日即两度回电坚持前说。《詹李毕关于安平事件真相致中央军委电》，1946年8月6日、7日。，故他也只能再三要求叶等想方设法取得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即使无法找到美军和国民党军主动进攻的有力证据，黄逸峰也还是要准备“控诉材料”。但他不清楚的是，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指示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发现：“国、美进攻”的宣传不真实！
 

　　原来，7月29日发生的安平事件，确如马歇尔所判断的，正是“延安广播影响到了下面，影响到下面的军官们对美国的态度”《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
 

　　自东北四平、长春争夺战失利，蒋介石态度日趋强硬之后，中共中央对美国听任蒋介石在东北为所欲为即变得极为反感。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进行审议，更激起毛泽东极大不满。6月22日，他破天荒地亲自发表声明，怒斥美国自抗战以来就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军事援助的办法，帮助国民党进攻和封锁共产党，如今更以驻军和枪炮来支持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自此，中共中央从马歇尔来华后尽可能保持对美友好的态度，一变而走向了极端敌视美国政府的态度。毛泽东公开宣布：“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1946年6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