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军为何三次都未征服小小的越南(2)

“兴道大王”的功绩

    对于蒙古（元朝）而言，陈朝实在是个难缠的敌手。陈朝朝廷甚至下令“凡国内郡县假有外寇至，当死战；或力不敌，许于山泽逃窜，不得迎降”。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叛降蒙元者，比如陈仁宗的一个弟弟及《安南志略》的作者黎崱，但整体而言陈朝统治集团的抵抗意志是极为坚定的，几乎可与同一时期的日本镰仓幕府相垺。只不过，“元寇袭来”时的镰仓幕府更多依仗的是从天而降的“神风”不战而胜，陈朝却更多的需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与蒙古军较量。
 

    陈朝本身是作为外戚篡夺了原本属于李朝的皇位，影响至今的一个结果是强令越南李姓者尽改姓“阮”，使后者成为越南第一大姓。为防止自己重蹈覆辙，陈太宗（1218年－1277年）规定宰相和重臣都由宗室担任，确保了宗室对皇帝的忠诚。在众建诸侯的体制下，拥有领地的皇室贵族们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封疆而需要努力驱除外来入侵者。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兴道大王陈国峻（？－1300年）。从私人角度讲，他其实是完全有理由去当“带路党”的。陈国峻其父陈柳为陈太宗兄，陈朝的实际建立者陈守度强迫陈柳把老婆让给陈太宗，陈柳咽不下这种夺妻之恨，临死时告诫儿子陈国峻一定要为其报仇。结果当元军来袭，手握兵权的陈国峻却放下私仇，没有听从父亲遗言去夺取皇位。他不仅凛然誓言“先断臣首然后降”，更写作了名篇《檄将士文》（《谕诸裨将檄文》）以鼓舞士气，这篇满是中国历史上忠勇人物（从为智伯复仇的豫让到坚守钓鱼城的宋将王坚）典故的檄文直斥“蒙鞑乃不共戴天之讐”，告诫部下“汝等既恬然不以雪耻为念，不以除凶为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敌，使平虏之后，万世遗羞，尚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耶”！在其激励下，许多陈朝的普通士兵都在手臂上刺上“杀鞑”二字，发誓抵抗到底。
 

    除了鼓舞士气之外，陈国峻更重要的贡献是为弱小的陈朝找到了一条取胜之道。所谓“彼恃长阵，我恃短兵，以短制长，兵法之常也”，“若用蚕食缓行，不务民财，不求速胜，则拔用良将，观其权变，如围棋然，随时制宜，收得父子之兵，始可用也。”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在正面战场无法抵御蒙（元）军的陈朝军队每每主动后撤，以拖待变；并在敌军后勤补给力有不逮时趁势反击而获胜。
 

    选择白藤江作为决战战场也正是出自这位兴道大王的计划，当时越南的水军可以说是唯一胜过敌军的兵种，就连元人也承认，陈朝战船“船轻而长，船板甚薄，尾如鸳鸯翅，船弦两侧甚高。每船有三十人划桨，多可达百余人。船行如飞”。以己所长击彼之短，岂有不胜的道理。

 

天时·地利·人和

    除去陈朝本身的抗战，可以说蒙古军队也输掉了天时、地利、人和。连西方史家都发现了这一点，《多桑蒙古史》记载，第一次入侵时，元朝军由于“热不能堪，班师”；第二次入侵时“盛夏霖潦，军中疾作，死伤者众”；第三次入侵时又是“军中将士多被疫不能进”。安南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湿度大，风雨多，旱、雨季明显，大部分地区5月至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元军士兵多来自北方，故元军出兵多在下半年，正值安南为冬天旱季的时候。一旦被拖至雨季，瘟疫肆虐，蒙（元）军队实在是在“鬼天气”里吃够了苦头。虽然不能说蒙古军队是完全败给了天气，毕竟此前已经征服了同样有暑雨并流行瘴疠的岭南地区，但入侵安南，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在逆“天”而行。
 

    另一方面，安南的地形复杂，山地、高原、河流互相交织在一起，很少有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连元朝将领自己都意识到，这样的地形“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使得远征安南的元军已不是单一的骑兵，而是以步兵为主。对安南的战争，也更多是传统中原式样的战争：既无依靠随行羊马和狩猎解决给养的条件，也不能靠“因粮于敌”之法获取给养。军队给养只能靠国内供应，势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不能“羊马随行，不用运饷”。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也确实成为入侵安南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忽必烈“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图苜，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实在是穷兵黩武，残民已极。常年对外作战使得“老兵饱尝征战味，听说安南愁满面”；兵粮多聚，征丁从军更导致田地无人耕种，江南一带“群生愁叹，四民废业，贫者弃子以偷生，富者鬻产而应役，倒悬之苦，日甚一日”。至元二十年（1283年），江南“相挺而起”的起义“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激增为“四百余处”，几乎遍及整个长江以南。面对如此之多的起义叛乱，元廷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军力进行镇压，从而削弱了元军南征的力量，因此，虽然忽必烈仍不甘心，先后三次图谋再征安南，但终于无法如愿，国内反对声浪却日甚一日。当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廷立即下诏停止征讨安南。
 

    就这样，在蒙古军对其他地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行武力征服的时刻，越南却在历经三次与元军激烈的军事对抗之后，固然其国内也是一片“往年大军在此，烧毁屋舍，开发先人坟墓，骸骨零露”的惨状，却基本上阻挡了元军的攻势，保住了自主统治，以致当时已是太上皇的陈圣宗（？-1290年，1258年-1278年在位）在拜谒陈太宗陵时写下了如此自豪的诗句：“社稷两回劳石马，山河千古奠金瓯。”
 

   参考文献：[越]潘黎辉等著，戴可来译：《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