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英国为何站在日本一边(2)

　　中英联合抗日？

　　噩耗在第二天(1894年7月26日)传到了驻节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耳中。李鸿章迅速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强烈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宝士德事后评价道，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他们打了你们的总领事，击沉了你们的船，一点也不把你们公使的调停放在眼里！’”
 

　　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了紫禁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双方对本次重要会议各自做了记录，但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虽然我不如亲王消息灵通，但我仍有重要理由怀疑中国能否成功地抵抗日本突然和强有力的侵略”。
 

　　日本大本营首先从上海电讯、而非海军报告中得知高升号事件。
 

　　接获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会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英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也证实，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最害怕的是英国因此与中国结盟。
 

　　西乡从道被伊藤博文训斥后，到海军部召见海军部主事山本权兵卫。山本随后对舰队送回的报告进行了修改，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北洋舰队。
 

　　日本在接到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措辞强硬的抗议信后，一方面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回复英军，请英方经由外交机关交涉；另一方面也试图约束海军军官们今后应审慎从事，但在舰队内部传达时，受到了东乡平八郎等的强烈抵制和不满。
 

　　从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所在乎的并非与清军的冲突，而是对高升号事件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大为恐惧。7月28日，他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说：“此事关系实为重大，其结果几乎难以估量，不堪忧虑”，并提出停止增兵，在前线与清军脱离接触，以免欧洲列强干预。
 

　　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
 

　　尽管当时出于全球战略(主要是对抗俄国南下)的考虑，英国已经决定扶持日本。但因为长期的“传统友谊”，英国军方和民间都还是将中国作为远东的首要合作对象，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斐里曼特随即通报东亚海域内的英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斐利曼特命令日本舰队停止对英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英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斐里曼特的武装护航计划，引起日本政府的激烈反应。驻伦敦公使青木周藏奉命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斐利曼特的干预不仅侵害了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应有权利，更与英国政府中立声明中的条款不符。青木要求英国政府下令撤回斐利曼特的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