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困围长春郑洞国不得不起义投诚(图)(3)

　　本军为谋官兵之生路，求战祸之消弭，免生民于涂炭，已宣布反蒋起义。此非我等之寡情，实乃政府之负德，置我等于死地而不恤也。尚冀兄等见义勇为，共襄义举，庶免覆军杀将、身败名裂之祸。
 

　　这封信是由暂第21师政工处主任胡日初分送的。陈鸣人等复信称：
 

　　事关全军命运，应从长计议，请恢复交通、通信，以便密取联系。
 

　　当日，第60军的团、营长也通过写信和打电话，对新7军的同事进行劝说。在第60军的争取下，一大批新7军官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
 

　　17日，郑洞国面对曾泽生已率部起义的现实，仍不死心。为了说服第60军放弃起义打算，派杨友梅、崔垂言、尚传道3人去曾泽生处与曾进行商谈，看看事情有无挽回的余地。曾泽生军长在第182师第546团团部(志成银行)接见了郑的3位代表。见面后，杨友梅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
 

　　曾泽生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
 

　　接着，崔垂言和尚传道对曾做了委婉的劝解工作，都被曾严词拒绝。
 

　　最后，曾泽生很干脆地对杨友梅等人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司令，假如他愿意和第60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第60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之后，曾即送杨友梅等3人离去。
 

　　杨等3人回来向郑洞国报告了与曾泽生见面的情况，说曾的态度坚定，没有回旋的余地，还劝我们认清大势，尽早有所抉择。至此，郑企图阻止曾泽生起义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但是，郑仍然坚持顽抗，命史说、龙国钧回新7军军部召开各部队长会议，讨论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言和尚传道将省市政府的重要档案焚毁，作好破釜沉舟的准备。由于第60军起义，郑认为设在原伪满国务院的兵团司令部和在柳条路的住所已不安全，遂下令将兵团部及其住所迁进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现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所在地)，再作进一步打算。
 

　　17日下午，东北“剿总”发来电令，命郑洞国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郑洞国立即在兵团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突围部署。除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将领外，还有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吉林市管区司令李寓春、军统北满站站长项乃光，以及蒋介石于5月间派来长春的两名督战官李克廷、肖树瑶等人。郑洞国首先宣读了东北“剿总”电令，然后请大家发言。在座的新7军将领们都低头不语，惟崔垂言、项乃光等人坚持要突围。但郑洞国深知，此时此刻，实际带兵将领们的态度才是突围的关键，郑只好指名问史说：“突围的事你看怎么办好？”
 

　　史说没精打采地答道：“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只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几万人罢了。”
 

　　这时，项乃光忽然奔到史说面前，用手指着史说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你们新7军就这样无用吗？”
 

　　史说闻言，满面怒色地站起来，一句也没有说，便拂袖而去。史说一走，会也就只好不欢而散了。
 

　　晚上，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到兵团部见郑洞国，两人又议论起当前的危局。这时，解放军代表、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刘浩已到裕昌源曾泽生的临时指挥所，为了争取郑洞国，使长春免于战火的破坏，刘浩在征得曾的同意后，给郑洞国打电话，劝其不要再作无益的牺牲。
 

　　刘浩在电话中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他在简述了东北和长春的形势之后，对郑说：“如果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我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说毕，即放下话筒，表示回绝。
 

　　17日全天，市内寂无枪声，隔街对峙的第60军、新7军没有发生冲突。随后按照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的命令，国民党第60军撤离长春，向九台方向开进；与此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6、第7、第9、第11师的先头部队，在夜色中悄然进入长春市区东半部，接收第60军的防地。独立第7师第8团从长春北面迅速跨过铁路，进入市区，顺利地接收了从火车站至宝山百货店(现长白山百货商场)一线防地，占领有利地形，加修工事，防止新7军突围。独立第9师第2团2营作为先头部队，当夜从长春东南的小南岭进入长春市区，接收了中正大街以东、自由大路至中正广场的第60军防地。解放军其他各部队也遵照指挥部的命令陆续开入市区。到18日凌晨4时，长春市区东半部已完全在解放军控制之下。这时，解放军对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军的对策是：依托与巩固第60军的原阵地，从城内外包围压缩守军，广泛开展政治攻势，逼其放下武器投诚；如守军拒绝投诚，再攻击歼灭之。
 

　　10月18日清晨，当解放军突然出现在城东半部时，新7军上下无不感到惊恐。此时长春的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60军的枪口对着新7军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都是死路。
 

　　此时，当新7军副军长史说正在彷徨不定、一筹莫展的时候，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来到史说家探望。在谈到长春的局势和今后的打算时，史说叹息不已。杨治兴趁机进言：“目前突围和固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声明率部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
 

　　史说其他将领本已无意再打下去，只是碍于郑洞国的面子和反对而不敢做主，闻杨治兴此言，不禁问道：“桂公意下如何？”
 

　　杨因急于促成与解放军商议停战，于是根据郑平日私下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以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
 

　　史说以为杨治兴受郑洞国指派来传递这个信息，不由得十分高兴，立即说：“倘桂公同意，一切就好办了！”
 

　　18日晨，史说与龙国钧商量，认为军心已经涣散，坚持下去必然将全军引入死路，遂决定派代表与解放军联系。恰在这时，新7军暂第61师第2团团长姚凤翔和该师政工处主任吴祥伯已与解放军独立第9师第2团团长周黎见面交换了意见。为便于双方联络，还架设了电话线，这给新7军的投诚联系创造了条件。正在史说和龙国钧商议谈判人选时，新7军政工处长杨天挺、炮兵指挥官王及人和姚凤翔来到军部。他们对史说说：“如此形势，不能打了，应速作决定，何不派人与解放军联系？”
 

　　史说当即回答：“就派你们3人去。”
 

　　杨天挺、王及人、姚凤翔立即返回姚的团部，会同吴祥伯一同到达解放军城内临时指挥所(原第60军暂第21师第3团团部驻地，现吉林省建筑机械厂)，首次代表新7军与解放军开始谈判投诚事宜，要求向解放军集体投诚，不必零星接收。新7军提出的保证是，不破坏武器、仓库，所有机要文件表册一律交出。当时，解放军分析其诚意时，认为新7军新38师等部虽是蒋介石之嫡系，但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可能是真心不想再打了。可是，前来谈判的代表中，不是主要负责军官，且当日国民党军飞机又不断来轰炸，解放军为防其缓兵之计，遂提出如下先决条件：(1)应出具郑洞国的亲笔信件，以示郑重；(2)交出全军所有人员、枪械、弹药、仓库的详细统计；(3)首先交出所有重武器；前来谈判的4名代表完全同意，并答应回去报告。
 

　　第60军起义后，中共中央军委对郑洞国兵团部和新7军的前途甚为关注，曾来电指示：围长各部队对郑洞国取威迫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因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为促使郑早日定下起义的决心，周恩来副主席以个人名义发来了致郑洞国的劝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