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战役不是“大溃败”日本虽胜却加速战败

　　核心提示：长期以来，人们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豫湘桂战役是一次“大溃败”，甚至称该战为“豫湘桂大溃败”。姜良芹认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0年9月6日第19版，作者：黄爱军(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原题：《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新进展》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主角与解决方针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多年来学术界并无疑义，都认为在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中，主角是张学良。张学良本人也曾多次在有关事变的回忆中承认这一点。杨天石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认为，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合力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出色的统战工作，无疑是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最终能发动兵谏，实行“逼蒋抗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披露了共产党人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罗章龙等在张学良部工作、策动兵变的情况。陈铁健认为共产党人对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李义彬对此问题进一步作出考证，认为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扩大会议，基调是“审蒋”、“除蒋”。时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中共中央经过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观察，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12月19日，在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举行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期间，12月16日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依据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所形成的流行观点认为：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不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而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占善钦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并通过对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后认为，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占善钦还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二、关于中日秘密交涉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于国民政府同日本秘密接触的性质定位上，过去一般将其定位于妥协投降、委曲求全等贬低性词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杨天石通过对日军在广州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秘密谈判“诱和”的所谓“桐工作”的研究，认为此事对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意见都是假的；对日方来说，是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
 

　　王建朗从1940年夏胎死腹中的中日交涉计划“张季鸾活动”有关档案入手，剖析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指出对关内，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更进一步要求日军退到长城线以北。对东北，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准备以特殊方法处理，但也不能简单以“出卖”东北名之。其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杨天石认为，孔祥熙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词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