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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军官:日本军官告诉我抢劫是不对的(4)

发布: 2012-06-15 15:19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参阅本报2月8日《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万~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军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中国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中国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闷骚”的尴尬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中国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八国联军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896年与李鸿章一道参与沙皇的加冕仪式,也先后顺道访问了柏林,李鸿章到处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而山县有朋则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种族战争此时也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近卫笃麿公爵,在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近卫笃麿公爵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参阅本报2009年6月8日长篇《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而当“戊戌政变”后,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慈禧太后亲自拍板,大清国派出了密使,携带专供两国皇室联络的密电码,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但是,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黄祸”论调,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接受。
 

       当义和团运动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作为“闷骚”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撕下面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做了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有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这场中日亲善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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