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军官：日本军官告诉我抢劫是不对的(3)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入侵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气，认为是日本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日本式作秀

       其实，冈村宁次所没有提及的是，日本军队在1900年的北京与1937年的南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形象落差，还在于1937年他们并没有观众，而1900年他们必须向全世界汇报演出。
 

       早在6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朝野就十分注重国际形象的塑造。战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日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则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种认识，成为日本思想界的共识，进而在国家宣传工具的推动下，成为全民的共识，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日本甚至秘密聘用了西方著名记者，为其执掌外宣的尺度，从而赢得了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支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s)。
 

       在甲午战争的初期，日本军方还是秉承传统习惯，拒绝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但随后就改变策略，接受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记者随军，并且在欧美各国建立了新闻策划和发布中心。这些努力十分奏效，甚至在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后，西方媒体普遍为其进行辩解、开脱，以至于揭发屠杀真相的美国记者倒成了孤家寡人。日本人也十分见机，当他们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一场日本式的“行为艺术”开始了：日军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欧美记者们写下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则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汝昌的灵柩离开威海。美国也有记者怀疑，既然日军如此优待俘虏，为何被日军收容的清军俘虏并不多——当时战场上清军投降者很多，但日军多数前线部队为免“麻烦”，实行的是“不留俘虏”的政策，就地处决，这在当时日军官兵的从军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但这些记者的怀疑，被淹没在了如潮般的对日本军队的好评中了。(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日军参加八国联军行动，甚至细致到了制作和携带有“大日本帝国顺民”中文字样的国旗，整个参战过程，自始至终成为日本向世界展现自己光鲜形象的巨大走秀台。
 

另有鬼胎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都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的完胜，获得了朝鲜与中国台湾，需要时间对这些巨大的战利品进行消化、吸收。朝鲜半岛总是被日本人看做指向自己的匕首，而辽东半岛则无疑是这把匕首的刀把，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下，日本却被迫退还了中国割让的辽东半岛，俄国随后就从中国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夺地“租借”了旅顺、大连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俄国的咄咄进逼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其实只限在朝鲜南部，而在俄国人的鼓动下，朝鲜君臣也时时表现出了桀骜不屈的姿态。
 

       中国台湾方面，日本虽然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建设，但抗日运动依然活跃，并且以中国福建为基地，令日本殖民当局头疼不已。因此，日本此时最希望的，就是在它有力量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中国最好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这也是日本在戊戌年(1898年)对中国改革者们不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的主要战略考量。
 

       在北面的朝鲜和南面的中国台湾之间，日本将对华关系的重点确定在南部，希望能将中国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而扩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与台湾呼应，获得巨大的战略空间。按照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说法(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线”和“利益线”)，中国东南的这个区域，平时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区和日本的加工区，战时则可以轻易扼住中国台湾海峡这一“东亚的咽喉”，应对任何敌人的挑战。1898年，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保证，不会让任何列强染指福建，但当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筑铁路时，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杀死，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