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军官：日本军官告诉我抢劫是不对的(2)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Oike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Denby，Jr，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抢劫的秩序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他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隐蔽。《中国与联军》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他们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搜寻古瓷器，还聚在一起认真欣赏，如果不带走，便轻轻放回原处，“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也抢掠，但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的，他们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
 

军纪逐渐败坏

       日军在北京的表现，几乎给西方世界一个“仁义之师”的形象，后世的日本右翼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对日军残暴的指控。同样是占领中国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如此残暴？
 

       第二次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中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被控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但他在战地日记中却对日军军纪败坏有过深刻的分析。冈村宁次承认，“在这40年中(从甲午战争起算)，我官兵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著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他总结出，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下降的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安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