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海战：唐朝打了中日历史上第一仗(2)

　　白江口。
 

　　公元663年8月17日，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第一次面对面看到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矮个头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没有多少感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蛮夷人不过如此。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
 

　　日军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但是唐朝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战斗力明显占上风。而日军的船只普遍小而简陋，性能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这场战役的经过，《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武功强盛，对外战争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后人仰望感慨。
 

　　通过日本史料，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并不算复杂的过程。
 

　　先行到达白江口的唐军，没有贸然强攻。刘仁轨命令战船摆开阵列，严阵以待。日船首先发起了进攻，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第一波攻击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的将领聚在一起开了个短暂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乐观而盲目的：“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日军诸将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日本书纪》记载道：“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见战况不力顽强战斗，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援军惨败，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率残部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在大唐的军事铁腕下，百济的国名从朝鲜半岛抹去了。
 

　　白江口中日之战，从性质上说就是东亚的霸权争夺战，就是比谁膀子粗。日本吃了败仗后，整整九百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唐朝则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揍出个超级“唐蜜” 

　　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办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唐高宗李治派出这个使节团的目的，无从得知，但当时唐朝还在对高句丽用兵，估计意在打探日本动向。
 

　　不过，吃了苦头的日本不会再贸然出头了。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日本民族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反而更加佩服你——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
 

　　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蜜”到什么程度？像妃子争宠一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 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失败就在所难免。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模仿、进步能力超强的小国，唐朝也得时时注意维护上国的“国体”。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日本史学家考证为高岳亲王，平城天皇之子)来朝，王子善下围棋，宣宗就让御用棋士——棋待诏顾师言与之对弈。下了三十三着，棋势胶着，胜负未分。顾师言生怕有辱君命，凝思良久，下出一步妙招：镇神头，一子解两征。日本王子“瞪目缩臂，伏地认输”。回头问主管外事的官员：“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官员诡称：“第三国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王子又说：“我想和第一国手过过招。”官员回答：“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掩局而叹：“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在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之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敬，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