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国民党一开始并无意消灭新四军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作者：吕峥，原题：《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

       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