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积极援越抗法转变到力主划界停战的原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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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讨的问题 从积极援助印度支那武装抗法，到全力促成日内瓦的和平协议，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政策变动的意义如何，从日内瓦会议期间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当时的战争形势，即如果越南抵抗力量坚持打下去，美国是否一定会像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估计的那样进行武装干涉？几十年过去之后，研究美国已经公开的各种档案资料，考察美国后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似乎还是不能完全否认当时存在着这种可能。换言之，拒绝和平与妥协，仍旧带有某种冒险性。即使越南党不需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统一，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危险仍旧是多方面的。正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这种军事进攻很可能会使老挝、柬埔寨投向美国，会使整个东南亚转向反共，会使本来与美国存在矛盾的法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被迫赞同美国的主张，会使美国阻挠和平的阴谋得逞，如此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或者是一个主战的法国政府和南越政权，或者是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最终还是会借机进行军事干涉。一旦出现这种结果，越盟所要面对的敌人多半就更多了。 关于美国干涉可能以及越南党能否迅速实现统一的争论，很容易让人想起朝鲜战争。周恩来之所以特别以朝鲜战争为例强调对美国干涉要有足够的估计，正是因为当年也曾出现过几乎同样的情况。由于最初对战争进展过于乐观，没有预料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进行干涉，结果导致军事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后来中国出兵保住了北朝鲜，也只能和美国打一个平手。何况朝鲜还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越南党这时严格说来还不如当年的朝鲜党有把握。朝鲜战争当时是以周计，这时越南党的军事统一时间表则须以年计，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各种变数之多更是难以预测。说美国一定不会干涉，无论如何都缺少足够的依据。 只要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可能，对于尚未得到国际承认的越南独立同盟来说，签订日内瓦和平协定就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经历了3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达成的这个协定，使越南党得以完全控制北纬17°线以北的越南1 200万人口和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此也成了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国家。美国不仅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对越盟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理由，而且即使在60年代中后期美国直接出兵南越，直至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野蛮的轰炸，它也不能不考虑国际公认的这一事实，因而对其军事行动始终保持一定的限制，即不让它的军队跨过17°线。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和巩固了越南党已有的胜利成果。固然，日内瓦协定并没有如周恩来等人所估计的那样促成越南的普选和统一，但美国特别是腐败的南越政权阻挠普选与统一，却为几年后共产党人重新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足以让世界多数人同情的理由。而由于北方的巩固与建设，此后的印度支那战争无论如何艰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毕竟使它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只要把一个分裂的朝鲜与一个最终取得统一的越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坚持进攻未必就是有利的。暂时的妥协与和平，结果反而便利了后来的进攻与统一。 当然，对于新中国而言，它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转变中仍旧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尤其需要检讨的，就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掺杂进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使其政策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在政策考虑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势必会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乱。如果说，一个强势政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内政策所面对的只是在一个利益统一体内的不同利益关系，而对外政策所面对的却是利益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前者只要政府处于强势状态，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它们对统一体本身的影响却是相对缓慢的，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也很容易淹没在强势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后者却完全不同。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利益统一体，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某种意识形态联系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必定会带来道德层面的问题，即当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时，为自身暂时利益的考虑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等提出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时，首先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困惑。在柳州会议上周恩来就特别着重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印度支那寻求和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否有矛盾？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优先的思维方式与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考虑之间发生了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而寻求和平将使这场解放战争半途停顿下来，并使这一国际任务大打折扣。十分明显，在印度支那改行和平政策直接影响到的首先是越南党的利益，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一方的中国党，无形中必须承担起此一政策是否与意识形态目标相违背的历史疑问。尽管周恩来再三说明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强调现实的力量对比，相信老、柬两国最好的前途是保持中立，在越南通过普选实现统一要比通过战争实现统一更现实，如此等等，但只要越南党原定的解放目标被打了折扣，只要事实证明越南的统一仍旧要靠战争来解决，中国党的这次政策转变就难免会成为一个要被人提到道德层面上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其实，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1945年8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一事件。比较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用老挝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和战后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把日内瓦期间周恩来的做法与斯大林当年的做法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人通常更难把意识形态的目标与现实利益的政策考量严格地予以区别。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在已经习惯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突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摆到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来，甚至以此为转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一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让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政策转变的趋势并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当毛泽东发现苏联"不革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考虑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究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多一点，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多一点，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泽东"反帝""反修"思想影响的中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外交的倾向，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甚至明确赞同否定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所做过的和平努力，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当年也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向兄弟党表示歉意。（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在中国，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来1954年所倡导的路线上来，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过多地同意识形态的目标联系起来，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后页为文章参考文献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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