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红军长征中为何八次改变落脚点？(4)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10万多人。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我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根据这一决策，6月16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 建立定打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8]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

 

       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战略思想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一致行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主张依据懋功地区向川康发展，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经过争论，会议于6月28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9]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中央北上川陕甘抗日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阻挠，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把原定经松潘地区北上的路线，改为穿越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出巴西、班佑，占领甘南之洮河、夏河一带。

 

       但是，张国焘此时又提出了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要红军西出阿坝，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地区。于是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并分析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在政治、敌情、居民、给养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指出张国焘要红军西渡黄河“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是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10]特别重要的是，《补充决定》提出了同活动于陕甘地区的红25军、26军（即陕北红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的问题。这是红军长征最后进入陕北的重要一步，已经接近去陕北，但尚未明确去陕北。

 

       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占领甘南之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