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红军长征中为何八次改变落脚点？

红军长征中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部分干部到达陕北后于延安合影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战士在北京合影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然而，能不能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和红军的主观意愿，而要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上的较量。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不得不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抉择过程。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起初中央红军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然而，长征初始，掌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几乎使红军陷入灭顶的边缘。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当时的任务是什么？转移到哪里去？这些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掌权者始终秘而不宣，甚至连师一级干部也不清楚。尽管对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秘而不宣，但把“家”搬到湘西去的意图，却很快被蒋介石所识破。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所幸这几道封锁线都被红军一一突破。11月底，红军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了强大攻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了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准备和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湘桂边界的通道城。

 

       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异常严重，事实上到湘西的路已经被堵死。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湘江，蒋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区域“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健按“南昌行营”的电令，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构筑了四道碉堡线。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何健急忙调集湘军及配属湘军的蒋系“中央军”薛岳所部共15个师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区的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布防，进行堵截。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急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从咸水跟踪追击，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率24师由界首向龙胜进击，桂军15军军长夏威，也率部赶赴龙胜、西延一带。在各路敌军中，唯有奉命在黔东布防的黔军较为薄弱。

 

       根据以上情况，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转移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但是，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曾提到这段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从李德的回忆中，我们大致能了解到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李德的决定行动，红军就要通过敌人的层层碉堡线，钻进敌人事先设好的“口袋”，结果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其中包括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于是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