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孙立人“吵”来的缅北反攻首胜(2)

　　“吵”来的增援

　　此时孙立人正在重庆。由于开罗会议史迪威与会，驻印军交由柏特纳指挥。当看到日军升起气球指挥协调炮兵对我攻击时，营长李克己曾发报总指挥部请求炮兵支援，没想到柏特纳却说，那是假的，他是学炮兵的，缅北的这种地形重炮根本运不进来(后来攻克于邦后，他来到阵地看到日军没有损毁的山炮，才相信自己的错误)，对其他有关日军的情报也一概不予置信。
 

　　孙立人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回雷多，先向柏特纳“吵”，再向赶回的史迪威“吵”，终于说动了史迪威飞往前线视察了解了实情。
 

　　关于此段情形的危急和自己的“吵”，孙立人多少年后这样回忆：“柏特纳其人，曾在中国北方的军队中做过情报员很久，染上中国军中的坏习气，他会说中国话，就被派为中国驻印军参谋长，对于作战指挥，极为不行。”他当时指令第112团分三路去占领正面约200多华里的前线阵地，“补给呢，根本谈不上。虽然同盟国决定用中国的兵力、英国的装备、美国的武器，但临出发时，尚无水壶锅铲，后来借到挖煤的铲子，每个有七八斤重。为求进军迅速，不许带重兵器，只准带60迫击炮，连81迫击炮都不准带”，并且总指挥部离前线阵地有五六百华里，所提供的情报根本不准。得知第112团的危急情况后，自己“由重庆赶回营次，向他力争，要求增兵补械，他总说不必。要求将驻在后方的150英里的我师其他两个团，赶上去急救。他也说：”补给困难，不许增兵上去。‘被围的部队，经过月余的艰苦拼斗，已至粮弹饮水全部断绝，靠吃芭蕉根度日。我要求用飞机投送粮弹，他却说：“气候不好，飞机不能出动。’又说：”森林丛厚，无法投送。‘他不但不设法解救，反而报告给开罗会议，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不肯前进“。
 

　　30日，史迪威回到总指挥部，孙立人前去说明并要求增援。史迪威听信了柏特纳的报告，不予理睬。孙立人反复争辩，到“晚上12点，还无结论，最后我要求他同赴前线视察”，第二天两人乘飞机视察过后，他才明白实际情况，知道是柏特纳错了，并立即让孙立人亲率另两个团开赴前线，同时赋予孙立人全权指挥权。
 

　　据说在同史迪威“吵”时，史批评孙立人不尊重柏特纳。孙立人巧言回应：“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孙立人的回忆也得到了史迪威回忆的证实。“第一阶段向胡康谷地进发的计划，竟是以北方作战司令部情报机构的一项错误估计为基础的。该情报机构估计，除了有一些零星的缅甸士兵外，在第一阶段中不会遇到敌人。而事实上，擅长于森林战的日本部队和新加坡的经验丰富的士兵们，已经在大奈河边建起了桥头堡，准备向印度发起进攻。”“由于遭遇到突然出现的日本人的袭击，孙立人将军的第38师的3个营已经挖起壕沟转入防守，他们被日本人分割包围了，仅靠数量很少的一点空投物资度日，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司令部好几次救援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孙将军和柏特纳就物资供应问题和是否提供大炮支援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的外国参谋长——史迪威》)由此可见孙立人同史迪威的争执并拖着史迪威对战场进行视察是多么重要。正是他的“吵”引来的增援才使胡康河谷首战的形势得到了“逆转”。
 

　　柏特纳的错误报告

　　孙立人和其他人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提及，就是柏特纳关于新38师此时作战情况的错误报告，直接导致了开罗会议有关决议的流产，从而改变了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的“轨迹”。
 

　　开罗会议，由于蒋介石的坚持，本来确定采取一项“海盗”行动，即由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占领靠近缅甸的安达曼群岛。蒋介石认为一旦采取这一行动，日本人的力量就会被牵制住，他们也就难以对陆地实行大规模反扑。地面攻击计划确定由英军在钦敦江边建立桥头堡，并在印道实施空降，从这里用火车把空降人员和物资运往密支那。为确保胜利，盟国开始准备大量部队和登陆艇。在蒙巴顿看来，这次行动的胜利对整个战区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柏特纳的报告既不清楚自身情报的失误，也不批评部队部署战线拉得太长，更不批评对前线战况的不了解，只是一味指责中国军队不愿参加战斗。据《蒋介石的外国参谋长———史迪威》一书记载：“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博特纳将军(即柏特纳)发了一份电报报告，由于遭到日本人的反击，位于胡冈谷地的中国第38师的先头部队已挖起战壕转入防守。尽管盟军已三令五申要他们前进，他们仍然拒绝挪动一步。这份电报本来是发给史迪威的，却被误送给了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的魏德迈。这样他的英国同事便知道了此事”，并作为中国人不愿参加战斗的证据，在几个小时之内，也传遍了整个开罗会议。会议一开始，罗斯福总统决心要使中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有所得，听到这件事，罗斯福很失望，12月5日，罗斯福给丘吉尔去电，“海盗行动已取消。”同时也将命令传给了蒋介石。此书评论道：“那七个字电报标志着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两个星期里，中国又退居次要位置”，“中国刚被承认为大国，人们就背弃了对蒋介石所作的诺言”。
 

　　这一切都是柏特纳造成的。
 

　　正是由于此，孙立人开始强烈地要求调离柏特纳，由中国人来代替他，或者说由中国人自己来指挥。对此，蒋介石坚决支持。可史迪威“觉得他手下的军官，像博特纳这样的人，紧跟着他，对他忠心耿耿，没有跑到提升机会更多的欧洲战区去。因此，他也就像是欠了他一笔人情债似的”，拒绝撤换柏特纳。蒋介石和孙立人虽然不得不勉强同意，但心里充满不满。
 

　　经过孙立人的“吵”，史迪威同意增援。12月4日，孙立人率队沿着新铺好的公路，艰苦行军20天，终于21日赶到了于邦前线。此时第1营已经被围整整一个月，而在拉加苏第三营已经被围50天了。
 

　　经过慎重部署，24日，于邦解围战打响。试想，没有孙立人的“吵”，缅北反攻首战，不仅第112团会遭到消灭，而且也会以失败而告终，带来的更严重后果是，胜利了的日军会进一步巩固阵地，缅北反攻由此受挫甚至彻底取消，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的修筑和铺设只能半途而废，中国遭到同盟国蔑视，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