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3)

　　三、性格使然：“与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进入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浜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蒋介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但蒋倔犟依然，丝毫不为所动。向以军人为自傲的蒋介石，绝不愿做城下之盟，任人宰割，故再三强调：时至今日，“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他尖锐批评“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见”，并声称对此种言论“应竭力制止之”。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蒋介石这时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了。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弄得蒋一日数惊，遑遑不能终日。其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余子道前引文。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其检讨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蒋介石写道：“甲、如我与倭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像所能及也。戊、倭寇因志在与俄作战，但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掌握中国后，则不敢对俄开战，故我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决不可能。己、总之，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转移者也。庚、此次抗战乃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不能唤醒其同情而来干涉耶！”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蒋介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勉道：“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且自定此后之和战原则道：“国际调解则可，单独交涉则不可”；“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忧心忡忡。他显然能够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显然，上述情形一旦数种并现，都势必会根本动摇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正是这些危险的存在，使得蒋介石在随后的抗战时代，始终不能完全放弃对国际调停乃至对日人“觉悟”的种种幻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随后紧接着发生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一事，最能表现此点。
 

　　对1937年11月5日开始的陶德曼调停事，蒋最初亦存有幻想。在12月2日的军事长官会议上蒋明确表示：(1)德国调停不应拒绝；(2)但华北政权必须保存。依据这一原则，蒋当天与陶德曼进行了会谈。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断然拒绝，反而于21日通过陶德曼转达了四项谈判条件：“一、中国政府应抛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合作，实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区划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据蒋日记称，日本方面还“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云。”蒋介石26日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心安”了。蒋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却颇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看来，“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
 

　　28日，蒋再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要人开会，强硬地宣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29日，蒋复与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谈话，告之：“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而“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绝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了。鉴于此，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后蒋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难了解，无论在七七事变后，围绕着和战问题，蒋介石基于特定形势、环境与自身训练程度、性格特点，有过怎样的摇摆与矛盾的心理和表现，如果把蒋置于当时国民党领导层内来观察，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卓识与远见，仍胜过国民党其他军政领导人很多。这也是此后汪精卫等中途降日，而蒋介石却能硬撑到底，终于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某种原因之所在吧。但具体到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摆来摆去的和战选择，以今日后见之明，也实在还是存在着颇多值得讨论之处的。只是，历史的发生，从来都是限定于特定的人群之间和特定的条件及环境之下的。我们后来者通常只能设法去重现当时的场景，总结经验教训，却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对已经过去的人和事求全责备。
 

　　来源：本文节选自《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版，略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