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的决策过程，在相当多研究抗日战争的论文论著中均有叙述和研究。围绕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事变后在和战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以及事变后由北到南的军事战略的变动，海内外学者间也有过很多讨论。迄今为止，人们不仅在过去长期存在争议的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是否主张抗战的问题上，已经很少歧异，而且除少数学者对蒋发动淞沪作战的意图和效果持否定怀疑态度外，多数学者还对蒋的这一决策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文无意挑战或商榷已有的任何观点。在基本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仅试图较多地根据蒋介石相关日记的片断，来尝试重建事变发生后，蒋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局势，以及纷至沓来、矛盾冲突的种种信息与意见面前，如何于进退维谷之间，时而主和，时而主战的尴尬场景。显然，以往的研究较多地注意到的是蒋介石选择和战的结果，而非其过程。问题是，太过注意结果，人们很容易围绕着事变发生后几个月时间里蒋的这样或那样的言论各持己见，却忽视了事件、局势变动以及受此影响的蒋介石认识过程的渐进性。而这种做法又势必会因无视当时形势乃至蒋所面临选择的极端复杂性，使我们的判断容易简单和武断。因此，不论蒋经历这一过程后最终走向抗战给他和整个国家带来的结果如何，作为一国统帅，在当时条件下绞尽脑汁、担惊受怕，以至焦头烂额的决策经历，也许比他最终选择了什么，还更值得研究历史者给予关注。
 

　　一、如意算盘：以进为退，局部解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报。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经历过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蒋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基于1936年蒋自己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 蒋介石1936年7月10日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最后关头”这一表述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注意到蒋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可推知蒋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日本这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这正是蒋估计日本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因为长期以来对导致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蒋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因此，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蒋在事变发生后，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关麟征的第二十五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7月10、11两日，蒋介石接连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仍不予置信。他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当有传言说宋哲元意欲妥协时，蒋当即电告宋称：“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而得知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军入冀，蒋更是怒不可遏，大发脾气。
 

　　为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即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书。然而，和蒋介石的估计不同，外交部，乃至军政各部的态度却相当谨慎。他们研究甚久，均觉难以着笔。他们报告给蒋的理由是：“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
 

　　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仍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因此，他对宋哲元的态度尤为不满。但对于实际上处于割据地位，又有日本人参与其间的这种地方实力派人物，蒋除反复去电劝阻其不要妥协外，也别无他法。因此，以中央政府的姿态表明立场，自居掌控一切之地位，在蒋看来十分重要。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响，蒋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故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换言之，蒋介石的这篇谈话稿，实际上并不是用来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用来说给世人，尤其是说给日本人听的。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据此，蒋介石在7月17日拟定的庐山谈话稿中声称：基于东北四省的经验和塘沽协定后的教训，我们已退无可退。“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庐山谈话稿拟定后，各方意见纷纭。国民党内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驻日武官则数电表示，日本近卫首相决“谋和平”，并派有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演成大战。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径直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军事中枢之众多将领更反复申言战争准备不及，称：“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指宋哲元——引者)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华大使及武官也先后发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队。为此，就连蒋最为倚重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力主“应谋和平”，并怂恿各部长从旁向蒋进言。军令部长徐永昌在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当日即面告蒋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对于方方面面的意见，蒋介石自然不能不予考虑。但这时平津日军虽然时有动作，却因增援未到，尚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因日军始终不敢大举侵略，因此蒋更信日本准备未足，非及时显示强硬态度，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不可。故蒋仍旧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其抛出谈话稿的头天晚上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
 

　　当然，蒋介石这时对卢案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因此，他深知言论行动的拿捏分寸非常关键。而他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却毫无把握，内心里自然不免惴惴不安。谈话见报当天，蒋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异常消息，蒋心情即稍舒缓，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7月20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国人反响强烈。而日方却照样增兵不已，毫无妥协迹象。一连几天下来，蒋反而沉不住气了。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纯还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就专门召集会议，出示宋哲元昨日发来之停战协定三条，请与会者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就在几天前，蒋介石还反复去电宋哲元，严令宋不得擅自妥协，强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两三天前他还不顾军事将领的种种质疑，公开发表强硬声明，这时却突然赞同示弱，这更加显示蒋的强硬实在只是一种唬人的手段。
 

　　显而易见，蒋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相信，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所以冒险硬一下，其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让蒋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未必还有什么效力，却像面临没顶之灾的落水者那样，还是幻想这根稻草可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国廿四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忧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蒋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3日以来平津“倭寇求战更急，形势险恶甚矣”的观察。因据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再加上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故24日午后蒋紧急召见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此一情况说明，蒋这时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
 

　　果然，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增援到位的日军开始了大举进攻。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在日机轰炸下行将失守，蒋不禁大呼“可悲孰甚！”并因此痛下决心，重定战斗序列，准备声明武装自卫，同时亦开始改变对共产党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用蒋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也就达成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