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刘邓大军1947年向老百姓借布过冬(2)

　　当年秋天，光山县凉亭乡胭脂洼的农民霍家忠，同光山9户农民在商城县城南关开设了一个“同盛祥”布行，专门销售光山土布。由于当时战局紧张，同盛祥便把布行所存土布转移到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存放。此时远离后方的20万刘邓大军(笔误，实为10多万)指战员急需制作御寒棉衣，刘邓首长为减少后方的长途运输，在当时物资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便向当地群众借了部分土布，借布证就是当时刘邓大军向霍家忠借布的证据。
 

　　借物证长18.5厘米，宽11.4厘米，正面铅字印刷，有墨印宋体字和毛笔墨写行书字12行，共129字。借物证上的有关借物事项具文清楚，所借物品为“白土布陆佰叁拾贰疋，计卅捆”，并说明了“每疋为卅方尺”。借物地点“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村民户同盛祥”；借物单位“晋冀鲁豫战地委员会”；“经手人陈三记”，并有陈的签名盖章。证上还有三条说明：
“一、此证以户为单位开给；二、斤(尺)数以市称(尺)为标准，借啥写啥不折合；三、被借户持此证向当地县区政府抵交公粮(物)。”借物时间：“中华民国卅六年九月九日”。总编号为19453，并有联戳裁封印封号。
 

　　1984年，光山县在文物普查中，农民霍家忠拿出借物证交普查工作组人员看后，普查人员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借物证的处理工作，并组织了借物调查处理小组。经调查核实该证后，县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批准按高于当时市场白土布价格还清所借之物。县财政局依证将所借632疋白土布，折合人民币6388元，一次还清借物原主。
 

　　小小借物证，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亲情，也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纪和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真情，更记载着刘邓首长率军的宏谋大略。
 

　　一纸借物证虽不是金质玉地，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将是大别山人永远传颂的一段佳话。
 

　　原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本来就对去团风“背布”有意见，但还是服从大局，从团风出来时，自己肩上也扛了两块布。团风的布店，基本上都给解放军拿光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只要家里还有点布，也被“借走”了。我看着扛着五颜六色各种布匹的战士，不禁发了一句牢骚：“这样做对解放军的形象不好，好像解放军过不了冬天一样。我们的名声就换了这几块布，实在不值得！”纵队侦察科长杨毅正好路过这里，说我是“右倾”，回去以后，把这件事向纵队进行了汇报。李德生听说后，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有这事。我心想，说我右倾就右倾吧，反正自己就是有看法。我对李德生说：“是有这事，我就是这么看的。”然后就等着旅长熊我。李德生这人很开明，也很爱护部下，他对我说：“你这只是发表个人看法，不是右倾，别背思想包袱。”我这才松了口气，但这件事还没完，等到出了大别山，在叶县整党时，有人又提出了这件事情，好在李德生没说什么，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过关了。
 

　　十七旅回来后，把布匹上交纵队，分给了各个旅。
 

　　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也有点想不通。那天他在值班，部队回来后，分给他一条被面，还是丝绸的。唐永舜感到很奇怪，拿着被面跑去问参谋长赖光勋：“这是哪个部队搞来的？”赖光勋说：“是十七旅打了团风搞来的，有什么事？”唐永舜脱口而出：“十七旅旅长是怎么带部队的？这不是像土匪一样吗？”赖光勋说：“你可别这么说，杜政委还派人跟着呢！”杜政委派人跟着都没说什么，唐永舜当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赖光勋看了看他，又说：“你也别想不通，你不用老百姓的东西怎么办？只能饿死冻死，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们会赔偿人家的。”
 

　　实事求是地讲，十七旅到团风“背布”，纪律还是要求很严的。李德生规定，除了布，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各个团也是这样执行的。四十九团二连副连长拿了老乡一个手电筒，苟在合知道后，第二天就在全团召开大会，把这名副连长叫上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当场给他一个处分。
 

　　也有人说，十七旅到团风“背布”，这件事闹得中央都知道了，毛泽东很不满意。邓小平主动把这事承担起来了，受了批评。这不是没有可能，国民党是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污蔑共产党的，这次也同样不例外，不遗余力地开动宣传机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共匪到处抢棉布”，还在大别山的墙上到处刷上标语：“八路八路，光要洋布”、“八路八路，抽板抢布”。
 

　　李德生是很在意自己部队名誉的，他当时的心情不得而知。但李德生也肯定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中，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回撤时，李德生带领的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也遇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部队没吃的，挖野菜、煮食已经发臭的马肉，李德生都不准许部队向朝鲜的老百姓“借粮”，他当时还严厉地说：“我宁愿全师饿死，也决不吃老百姓一粒粮食！”闻者无不动容。
 

　　布匹有了，但发到部队，战士们都大眼瞪小眼：这些红布、蓝布、白布，还有些是花花绿绿的印花布，叫人怎么能穿得出去？原三纵七旅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说：
 

　　战士们拿着这些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几个班长去找指导员：“指导员，你是不是把布领错了？”指导员说：“没有错，都是这样的布！”他们又说：“都是些花布啊。”指导员说：“就是花布。”几个班长噘起了嘴，不高兴了：“当兵的，穿花衣服像个啥呀？”岁数大的战士更不愿意：“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咱们穿花衣服！”“我情愿挨冻也不穿花衣服！”指导员说：“这有什么，是花布可以染嘛，把草木烧成灰染染不就行了？”
 

　　战士们只好用稻草灰代替染料，搓啊揉啊，有的又放到锅里煮一煮，终于把各种花布统一染成了说黑不黑，说黄不黄的颜色了。虽然不好看，但总比花布强多了。
 

　　部队经过各种途径筹措到了棉花，但大多数都是带籽的，还没有弹。战士们上山割些荆条，扫一块地，把棉籽剥掉，然后把棉花铺在地上，用荆条使劲抽打，算是弹棉花。大别山的裁缝少，战士就自己动手。剪裁更是外行，都是老少爷们，没有人会剪裁，有的便脱下衣服照着样子画，画了又改，改了又涂，你说这样合适，他说那样合适，争争吵吵谁也不敢下剪子，都怕一剪子下去剪坏了要造成浪费。做领子是最难的，就连野司机关“秀才”们也犯怵，拿着剪子不知如何开衣领，刘伯承走过来，拿过一个碗扣在上面，出现了一个大圆圈，刘伯承笑着说：“要这样干，领子就好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法子迅速在全军“推广”了，但还是有的把领子开在了胸口，有的把领子开在了后背。
 

　　衣服剪裁好，最后的加工也是麻烦事。
 

　　六纵十七旅原本打算去搞些缝纫机来。原十七旅侦察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李德生听说团后镇有个教会学校有几台缝纫机，他把我叫来，说：“你当过小学教员，和学校打过交道。团后有个教会学校，有几台缝纫机，你带一个排去一趟，把这几台缝纫机买回来。”我就带着一个排，穿上便衣，走了40多里路，还没到团后，在一个村子旁遇到两个老乡，我上前就问：“老乡，到团后怎么走？”那两个老乡也很热情：“过了这个村子，顺着大路再走几里就是了！”我抬脚刚想走，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两个家伙怎么是四川口音？我刚要摸枪，这两个人也醒悟过来了：这群老百姓说话是河北口音！两人撒腿就往村里跑，边跑边喊：“共军来了，共军来了！”这是两个国民党军的便衣。我们立即开火，把这两个人打倒了，但村子里的敌人也出来了，我只好带着这个排撒腿就往回跑。敌人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上马河滩，我们只好跑到河里，但大家个个都是旱鸭子，只好趴在河岸上，双腿浸在水里，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好在天黑了，敌人也被拖累了，就在不远处安营扎寨，宿营了。我们泡在水里，冻得浑身发抖，嘴唇乌青，挨到了半夜，看看敌人已经熟睡了，就偷偷地摸上来，抓了一个俘虏，逼着他说出了口令。然后，我们猫着腰从敌人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地走着，刚走了一半，被哨兵发现了，问我们口令，我们一边答口令，一边撒腿就跑，又跑了半天，这才把敌人甩下。一排人出去，缝纫机没搞到不说，还都得了重感冒，喝了几天姜汤才治好。
 

　　李德生只好打消了搞缝纫机的念头，让战士们自己动手缝衣。
 

　　这可难坏了战士们，拿针比拿枪杆子还吃力，手直发抖，一会儿这里一声尖叫说刺破手了，一会儿那里又有一个在后悔撇断了针，有的骂自己不中用，有的骂针不听话。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动作最快，可做好了一穿上去，觉得很别扭，原来是把左右袖子缝反了。四十七团一连战士郭荣廷那时才刚刚14岁，把裤子做好了，穿在身上一看，一条腿拖了很长，另一条腿刚好在膝盖下，房东大嫂看着他年纪小，就主动替他做，谁知刚做好了一条腿，敌人来了，部队赶紧转移。过了一段时间，部队停下来了，又拿出来请房东做，做一条裤子就花去了半个月时间。
 

　　但大部分战士的棉衣都还没有做好，部队要去参加高山铺战役。战士们高兴得不行，眉飞色舞，私下里说，要打仗了，抓些俘虏搞些棉衣穿，我自己不做了。但有的说，这样不行吧，抓了俘虏剥人家衣服，是违反纪律的。李德生听到这些议论，立即把团长、政委们叫来开了一个短会，再三重申：棉花、布都不能丢掉，打仗了就在背包里背着，打完仗继续做棉衣，决不允许发生剥俘虏棉衣的事情！各个团也都一一传达，高山铺战役俘敌成千上万，但没发生一起剥棉衣的事情。
 

　　经过前后一个月左右的努力，刘邓大军终于全部穿上了崭新的棉衣。据说，毛泽东得知这件事，深深感动，连说了三遍：“刘邓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