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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爱情:杨开慧与毛泽东如何相识相恋的(4)

发布: 2011-07-01 14:34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此时,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已考进了北大预科,杨昌济本来希望毛泽东也去报考北大。但是,教育部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毛泽东只好暂时搁下了这一想法。进不了北京大学,生活费用也没有来源,毛泽东很想找个职业。最后,经过杨昌济的联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交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还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这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因为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毛泽东对这个工作相当满意。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而且参加了北京大学新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他还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也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并且,他还结识了陈独秀,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由于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给毛泽东以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此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关注,李大钊是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他《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且阅读了他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并且,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等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和罗章龙、邓中夏经常在一起。由于和毛泽东谈恋爱,杨开慧也经常去北大,与他们常在一起交谈、讨论问题。
 

  毛泽东一边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边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之事。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又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找到旅京湖南人士熊希龄、范源濂,说服他们将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作为旅法的开支费用。杨昌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情赞助,使湖南留学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不久,新民学会的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成员即将启程法国。
 

  然而,正在这时,杨昌济却病倒了。他多年胃病发作,全身浮肿,最后不得不搬到了西山卧佛寺疗养,全家也转搬到此,杨开慧和母亲一起侍候在病榻前。
 

  杨昌济生病后,毛泽东等人常来探望。
 

  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卧佛寺看望过杨昌济,杨开慧送他出来,她知道萧子昇等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马上要从上海启程了,关心地问道:“你真的不到法国去吗?”
 

  毛泽东点点头:“是的。”
 

  “你为赴法勤工俭学作了这么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又不去呢?”
 

  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现在国是危难,要有人到外国去,学习新东西,研究外国有用的学问,拿回来以改造社会和中国;但是全出去也不行,还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的问题。”
 

  “所以,你就留在国家?”
 

  “是的。”毛泽东顿了顿,接着又说:“我原以为对中国很了解,现在北大这一段时间,反觉得自己对中国了解得太少,留在国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作些切实的研究,对国内问题作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杨开慧被毛泽东这种胸怀全局、心忧天下的感情深深感动了:“你觉得留在国内更好,我也支持你!”
 

  山坡山岭上披着绚丽的晚霞,夕阳下,高大的毛泽东和娇小的杨开慧,一高一矮地走着,娓娓而谈。最后,毛泽东告诉她:“我马上要回湖南去了。”
 

  杨开慧说:“你还是忘不了你那个湖南啊!”
 

  毛泽东笑着说:“希望你也快些回到湖南去呀。”
 

  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就要启程出洋,毛泽东打算去上海送行;并且,入春以来,他的母亲文氏病情日益加重,他准备从上海送完萧子昇他们后再回湖南。
 

  “我也向往湖南,只是父亲的病……”杨开慧说。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告别杨家,离开北京前去上海,送别了萧子昇等湖南赴法青年后,他又拜访了被北洋政府逼到上海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进了修业小学。
 

  此时,他的同班同学、新民学会的会员周世钊在修业小学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
 

  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时,两人曾约好以后互相通信,交流思想。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后就马上给杨开慧写了信,杨开慧回信。这时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就是一个字:“润”。毛泽东的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

  人生的道路多有曲折,人们的恋爱也多有波折。
 

  杨开慧在与毛泽东的恋爱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
 

  在杨开慧的《自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
 

  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声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检(简)直有不顾一切的神气;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
 

  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秋,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召开年会,吸收了一批女教员、女同学参加学会。
 

  周南女校是湖南早期一所很有名的女子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北泰安里。1904年夏,曾同杨昌济一起留日的周家纯学成归国,在长沙望麓园宁乡速成师范任教,学生有徐特立、谢觉哉等。
 

  周家纯是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极有思想的人,回到长沙后他并不满足于在宁乡速成师范教书,决定兴办女学以解放长年来被束缚在家的妇女。
 

  1905年春,周家纯在自家的蜕园的一角,招集30个女生,办起女学,并取《诗经·国风·周南》之义,正名为周南女学堂。1908年,省政府准定名为周南女子师范,于是该校名气大振,学生由39人增加到380人。辛亥革命后,周家纯改名为朱剑凡,以全部身心投入周南女子师范的兴办和教学之中。
 

  1913年,黄兴深为朱剑凡毁家兴女学精神所感动,特捐银千两,以表赞助。与此同时,朱剑凡兼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长沙市小学校董事会会长。在朱剑凡的苦心经营下,周南女校在全省女学中很有名气。
 

  然而10月份,湖南督军汤芗铭来湘后,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同声呵气,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迫害进步势力,师生偶谈国事者即遭诬陷和杀害,因此人们称他为“汤屠户”。朱剑凡不愿与汤芗铭同流合污,1914年冬,愤而辞去省立第一女师校长之职。
 

  正在省立一女师读书的向俊贤,听到朱校长辞职的消息后,异常惊骇。她一向钦佩朱校长,曾经目击一女师在朱校长的领导下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现在朱校长辞职,她与好友陶毅等同学一商议,立即离开省立一女师,转学到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校。此外,她还特意将自己的名字由俊贤改为“警予”,以表示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警惕与反抗。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与蔡畅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劳君展等也相继入会。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
 

  陶毅,1896年出生,曾是周南女校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并且家境富有,又是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毛泽东,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泽东,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毛陶相爱之事让杨开慧知道后,她很是伤心了一番。
 

  其实,在与毛泽东的恋爱过程中,杨开慧也时常遇到朋友的追求。她年轻漂亮,又是杨昌济教授惟一的女儿,在杨昌济的门生中,很多北大学生如霍春等都喜欢她,并且追求过她。然而,当他们提出要与开慧约会时,都被婉言谢绝。因为杨开慧早已心有所属。
 

  毛泽东与陶毅虽然同为湘潭人,并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绝。陶毅终生未嫁,后来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仅35岁。这是后话。
 

  毛陶相恋一度使痴心的杨开慧闷闷不乐很长时间,在情感上受打击很大。
 

  杨昌济夫妇只生有一儿一女,素来看得很重。开始时杨昌济对女儿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经过这次毛陶相恋之事,他开始有所顾虑,并且因毛泽东比开慧大七八岁而专门与她谈过一次话。但是,事后杨开慧向母亲表白:“我是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明了女儿的心迹,赞同了杨开慧的选择。
 

  毛陶分手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和好如初,并且更加亲密了。杨昌济见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深,也最终打消了顾虑。
 

  于是,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亲事,在杨家内部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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