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杨开慧与毛泽东如何相识相恋的(2)

　　“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督学没法，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然而，校长张干看到《驱张宣言》，又听到督学对学生们的答复，生怕自己真的失去校长宝座，恼羞成怒，要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一个学生告密，说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也从笔力雄浑的文风中，断定是毛泽东写的，于是马上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
 

　　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消息传出，学生群情激愤，杨昌济、徐特立等也为此愤愤不平。为此，他们发起和召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开除学生的决定。后学监王季范和袁仲谦等教员也反对，在巨大的压力前，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开除毛泽东等人没有成为事实。
 

　　毛泽东起草气势磅礴的《驱张宣言》，给无理开除学生的校长张干迎头一棒。杨开慧知道后拍手叫好。
 

　　张干收回成命后，不久，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要是毛泽东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

　　这时，杨昌济在全国教育界很有影响，尤其是在伦理学研究上知名度很高。他一边教课，一边主持创办湖南大学。辛亥革命前，他和好友章士钊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又提出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1916年底，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一波三折。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他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同意，函邀杨昌济前往北大执教。此时，杨昌济早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学风，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1918年6月初，他举家迁往北京。
 

　　临行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罗学瓒、张昆弟、陈昌、已改名为向警予的向俊贤、陶毅、蔡畅等人前来送行。杨开慧看见他们，心里依依不舍，怅然若失地说：“我们到了北京，只怕难得见面。”
 

　　说罢，她望着即将分别的毛泽东，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但是，众目睽睽，毛泽东没有说什么。
 

　　上车时，杨开慧又说：“我真想留在长沙，和你们在一起。”
 

　　向警予说：“到了北京后你可要多来信，报告好消息啊。”
 

　　杨开慧若有所指地回答：“你们要记得我！”
 

　　“你也要多写信和我们联系呀！”这时毛泽东会意地回答，“我们会想着你的。”
 

　　到达北京以后，杨昌济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
 

　　在北大，杨昌济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鲍尔生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他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此书1919年北大出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豆腐池胡同在鼓楼后面，9号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杨昌济在门上仍挂着一块铜牌“板仓杨”。
 

　　来到北京后，杨开智转入北京汇文学校就读。杨开慧仍然在家。
 

　　这时杨开慧已经17岁了。母亲向氏为她做了一件杏花绸的薄棉衣，一件漂亮的浅灰色绸料夹衣，杨开慧不穿，给了嫂嫂李一纯。妈妈想给她打几件首饰，她也不要，笑说母亲是“俗人之举”。
 

　　在北京，杨开慧没有改变以往在长沙时的习惯，她不讲吃，不讲穿，不追求个人享受，仍然穿着粗衣布裙，梳着普通的蝴蝶头。她无意于京城的繁华、古建筑的美好，却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
 

　　时代在向前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思潮的会聚地点。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常到这里讲学，宣传革命道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刊物到处都是。
 

　　杨开慧认真阅读这些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吸收各种新思想。
 

　　但是，在北京的日子里，她又总是觉得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常常怀念起在长沙的那些难忘岁月。究竟缺少了什么呢？她开始还不甚明白。后来，她才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家里缺少过去那种生气勃勃的讨论会，北京缺乏长沙那些谈得来的朋友，在学习上，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兄长做老师。于是，在家里，她更加拼命地看书学习，以求摆脱孤寂无朋的落寞。
 

　　然而，每当她碰到新问题，百思而不解的时候，便又禁不住想起毛泽东深入浅出地为她剖析疑难的情景，突然之间，杨开慧有一种感觉：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毛泽东铿锵有力的谈吐、和蔼可亲的面容、高瞻远瞩的议论，犹在她的眼前耳边，立即，她又精神一振。
 

　　有时，读书感到疲劳了，她合上书本，用手支撑着下颌，不禁在想：“要是毛泽东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
 

　　北海桥头的初恋

　　杨开慧全家一走，1918年6月，毛泽东也在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不久，他就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信中，杨昌济告诉毛泽东说，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这是一条很好的发展之路。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蔡元培、吴玉章和李石曾等人倡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在中国招募了十五六万华工去作战争勤务，由于华工们吃苦耐劳，后来法国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居留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立即创办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为号召，倡导国内青年利用此机会在法一面工作一面求学；并且，蔡、李还联络法国文科大学教授欧乐、众议院议员穆岱等组织了一个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吴玉章为会计，李石曾任书记，在华工中开展教育工作。1917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回国后，又在北京设立了总会，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并在东城方家胡同创办留法预备学校，由法国铎尔先生教授法文，专门组织国内有志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杨昌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从蔡元培处得知华法教育会召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消息，马上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远在湖南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这时湖南政局乱极，走马灯式的军阀更迭，教育被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在这种情况下，新民学会向外发展，才有出路。新民学会成立时就已讨论过出国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6月下旬的一天，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暲、萧子昇、何叔衡、李维汉、陈赞周、周世钊等人，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昇处，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进行，并决定蔡和森、萧子昇“专负进行之责”，先行前往北京。
 

　　临行前不久，蔡和森对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说：“我此次计划留京4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
 

　　葛健豪和蔡畅也十分支持他的北京之行，并且对留法勤工俭学暗暗心动。
 

　　蔡和森和萧子昇到达北京后，寄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