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怕诈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N个细节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N个细节

　　法国著名作家维埃尔·雨果有一封很著名的信《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感动了很多的中国人，并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信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指的正是圆明园。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历数代人，是整个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但不幸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点燃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裙裾。一个积累了成千上万工匠劳动，一个庞大帝国几乎倾全力打造的顶级艺术园林在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龚橙有人说这都因为那个不怎么出名的“汉奸”龚橙。连政府都惹不起的洋人原本是不打算去圆明园的，只是由于时任英法联军翻译官的龚橙极力推荐，洋人才“勉强”一路开进，来到了那个后来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万园之园。
 

　　龚橙何许人也？暂且卖个关子，我们先来说说其父，提起乃父，大家一定会有如雷贯耳之感。其父名自珍，写过《病梅馆记》，也写过“不拘一格降人才”，与林则徐、魏源等人是好友。在近代史上也算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但就是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却偏偏有些不入流的毛病——“喜欢跟女人往来”，而且是走到哪祸害到哪。在他任职宗人府主事时，他就祸害了一把自己顶头上司满洲亲贵明善(贝勒爷奕绘)的小老婆顾太清。
 

　　后院起火是天下男人的大忌，又不是绣球，任谁都不愿往自己身上揽那些花花绿绿的帽子，于是明善一剂毒药，龚自珍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
 

　　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龚橙是龚自珍的独苗，这为父报仇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史书记载，龚橙虽然名气学问不如其父，但行为风范却颇有乃父之风。据说，龚自珍在世时，教子极严，龚橙每有小错，即遭责打。待龚自珍死后，龚橙为乃父整理遗著时，常常立一木主(象征其父)于书桌上，每当读到他认为不正确的地方，便用戒尺击打木主，嘴里道，“爹，您又错了！”
 

　　1860年，日夜寻思着为父报仇的龚橙眼见着机会来了。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里影射龚橙的话说就是：“庚申之变，我辅佐威妥玛，原想推翻满清，手刃明善的儿孙，虽然不能全达目的，烧了圆明园也算尽了我做儿的一点责任。”
 

　　不过《孽海花》终究是小说，其可信成分有多少，没人敢打包票。于是有人站出来替龚橙做了辩护，近人孙静庵就说：“人传孝拱(龚橙)于英焚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栖霞阁野乘》)按这个说法，龚橙非但无过反倒是有功了，孰真孰假，难以分辨。
 

　　烧园之后除此之外，就连洋人的表现也有不同记载。近人王湘绮在他的《圆明园宫词》小注中有这么一段话：“京师即陷，文宗(咸丰)北狩，于是园中大乱，始则小民与官宦争夺之，其后英法大掠之。有谓，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以夷民，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黄浚在他的名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为英法联军，乃谓海淀一带之穷旗人。”王湘绮、黄浚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文人，颇精于晚清掌故，应该说他们的话不一定就是向壁虚构，空穴来风。
 

　　《花随人圣庵摭忆》还说，在圆明园被掠期间，“贝子绵勋带兵一千名赴圆明园弹压，愿往者不过二百余名，土匪闻知即勾结夷人带队来扑，绵勋众寡不敌，几为所获”。照这个逻辑，英法联军即使铁定了是烧园的罪魁，那么那些参与打劫的国人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帮凶的嫌疑。火烧圆明园，英法是大恶，参与抢劫的旗人、土匪，甚至农户难道就一定是小善？
 

　　不过烧归烧，当时圆明园剩下的也并非就是大水法的那几根石柱，至少在1895年，康有为游园时还是有相当一些遗迹存在的。“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法兰西游记》)但1900年，随着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蜂拥而入，“园内的官员、太监和驻军乘机勾结了园外的流氓痞棍，又对圆明园进行了最后的洗劫，及至清王朝覆灭之时，当年花遮柳护的琼楼玉宇已化作一片荒凉的残垣断壁。”(《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序>》)紧接着风雨飘摇了几十年的清政府垮台，北洋当政，军阀混战，主要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政局的持续动荡，没有人有心思来多关心关心那一堆残垣断壁。园中曾经花了大价钱移植的名贵古木被烧成了取暖的木炭，雕梁画栋的石头被当成了现成的建筑材料。徐世昌拆走了鸣春园和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来晚了，就把安佑宫的大墙以及西洋楼的石料运了几大车。等到抗日战争，北平沦陷期间，由于缺粮，大批饥民开始陆续跑到园中围湖造田。曾经风光无限的顶级园林居然一下子变得十里飘香，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