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往事：文革中有名无实的第一夫人(图)(2)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