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流放：开国元帅彭德怀忍辱到三线工作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