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西安事变后宋子文如何营救蒋介石(2)

　　我一个人面见委员长，他激动异常并失声痛哭。我安慰且告诉他，此事件并未让他蒙羞，全世界都关心而且同情他的遭遇。……他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而唯一解决之道是武力。我指出情势危急之处：军事上胜利并不能确保他的生命；即使西安被攻占，他们也可以撤退到邻近共产党地区；随着内战的蔓延，国家将会分裂。他的性命攸关国家存亡，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下午，汉卿见委员长。他说，在我与委员长会面后，委员长已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还告诉汉卿，如其军队愿意到绥远去，他会同意。
 

　　我见了委员长。他说，他已经(一)答应汉卿，允许他的军队到绥远去。(二)四项条件可以在大会上讨论。(三)陕西政府可重组，杨将军可以提名人选。他要我和张、杨讨论这些问题。……
 

　　我整晚设想办法。……汉卿坦白告诉我，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委员长交由共产党保护。此非虚言恫嚇。
 

　　据张学良随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曾从侧面劝说蒋介石不妨对张学良他们所提的要求稍做妥协，设法转环，蒋也确实有所答复。只是蒋介石这时仍不承认张、杨的政治主张，只同意：“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 张学良、杨虎城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蒋必须就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做出明确的妥协与保证，否则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对此，宋子文相信，既然蒋介石已有所让步，下面的文章仍有希望继续做下去，他将很快返回南京，接宋美龄来西安，一方面继续劝蒋让步，一方面也可以和缓内战，促进南京及黄埔系内部的分化。
 

　　宋子文这时的态度和谈话，未必毫无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 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要知道，如果蒋介石因此顺利获释，重登统治宝座，内外政策一无所变，他宋子文即使因此而备受青睐，再入政府决策圈，结果也还是要因其政策主张与蒋格格不入而重蹈覆辙，即进去了也还要是再出来。当然，在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出面劝诱蒋介石多少改变政策主张，联系到前此两人已经存在的严重矛盾，搞得不好很可能会给蒋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因此，宋子文做起来恐怕也很困难。没有人知道宋子文在私下里究竟是怎样劝说蒋介石的，后人能够了解只是：不惜冒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与反叛者接洽谈判，最终成功地使蒋介石获释的宋子文，照理劳苦功高，事变之后应备受信赖，委以重任才是。可是，回南京后的宋子文却仍旧备遭冷落和不信任，时间长达4年之久。 由此可知，宋子文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非让蒋介石那么满意，否则，蒋怎么说也不会这样对待这位冒死救驾的大舅子。
 

　　宋子文在西安救蒋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通过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的言论主张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谈判，正式开始于23日。毫无疑问，蒋介石同意进行这种谈判，宋美龄是起了作用的。宋美龄是在宋子文、蒋鼎文等陪同下，于22日飞来西安的。蒋介石在后来补记的日记中透露，宋美龄22日下午到后，曾告以“外间各方情况”，力劝蒋“先设法出去再说”。 至于宋美龄所建议的方法是什么，其日记中无只言片语之吐露，但联系宋美龄前此即曾有过“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劝告，不难判断宋美龄这时会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还在张学良接宋美龄由机场回西安蒋介石住处的路上，宋美龄就曾经明确告诉张学良：“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因此，宋美龄到后，蒋介石的态度迅速有了大大出乎张、杨意料之外的重要转变。据周恩来谈判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知道，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在经过了端纳、宋子文以及宋美龄的劝说之后，这时已最终同意可以对张、杨的主张做某些让步了。这种让步表现为：“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暗示”云云，在这里大有文章。所谓“暗示”，说白了就是蒋介石其实并没有直接答应什么或肯定什么。但实际上，从宋子文日记的记录看，蒋恐怕并非是“暗示”，而是明示。宋日记称：
 

　　(22日)晚上，我面见委员长，征询对周恩来想见他的意见如何。但他说，要与蒋夫人一同会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收编共产党员的手令，而收编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
 

　　比较周恩来的电报，可知周的汇报恰恰就是宋子文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只不过，周并未说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要求，并将国民大会记成了救国会议而已。
 

　　据周报告说：谈判分两部分，首先是周恩来代表张、杨向宋子文介绍西安方面目前的六项条件，然后就是宋子文提出具体办法并进行讨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对改组政府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
 

　　宋子文想借蒋落难之机达到怎样的目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问题是蒋介石对此将会作如何感想，如此伤筋动骨地变动政府内部成员，纵使不考虑它对蒋介石今后在权力运用上的妨害，难道不会严重地损害蒋介石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吗？时至今日，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了解宋子文的上述宏图大志究竟带有多少一厢情愿的色彩，但从事情以后的发展结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宋子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热心与期望看来是有些过高了。蒋介石多半并没有赋予他具体讨论改组政府人事的权力。
 

　　但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的乐观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对于蒋突然表现出来的这种转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
 

　　至此，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 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23日，周恩来报告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这也就是说，在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不是如蒋介石、宋美龄事后所记述的那样，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使其条件变得更激进了。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自此，历时近14天之久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