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之子文革被逼跳楼不为人知真相

　　“邓朴方”这3个字，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相系。邓朴方无疑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门之后。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特权。高位截瘫的他不屈从于命运，拖着病残之躯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号。他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却曾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说，他个人的大不幸，因此成为中国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之大幸。

 

 

　　这位中国残疾人事业开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父亲邓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当时我做残疾人工作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邓朴方坦言：“我要请老爷子题词，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就是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走富国强兵之路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和当时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样，邓朴方也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他的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着的时候，“四人帮”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过来。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