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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子文革被逼跳楼不为人知真相

发布: 2014-08-01 14:42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邓朴方”这3个字,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相系。邓朴方无疑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门之后。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特权。高位截瘫的他不屈从于命运,拖着病残之躯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号。他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却曾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说,他个人的大不幸,因此成为中国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之大幸。
 

 


  这位中国残疾人事业开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父亲邓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当时我做残疾人工作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邓朴方坦言:“我要请老爷子题词,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就是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走富国强兵之路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和当时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样,邓朴方也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他的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着的时候,“四人帮”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过来。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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