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大肃反(4)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正是这两个法律文件，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力。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持下，政治保卫局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沈泽民： 《肃反工作和两条路线》(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471页。等原则行事的。
 

　　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倾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重点打击。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另一说是方英被关押，于1932年冬西征转战途中病故。等。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但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自夸说： “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的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尽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打着保卫革命利益、保卫党、保卫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旗号进行肃反，并且也利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心理，但由于肃反严重的扩大化，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引发了黄安五区，即仙居区群众的强烈反抗。
 

　　仙居区是黄安县党的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一个区。在肃反过程中，政治保卫局抓捕了区苏维埃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不久又抓了十多名干部，进而又将手伸向村苏维埃一级。群众目睹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批批遭到杀害，心情非常沉重，他们联名写信给县委、县苏维埃、县保卫局，信上说： “我们区出去的干部很多，一出去就被捉了，捉了以后也不知其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如果是反革命，请交回五区，我们开群众大会来枪毙，如不是反革命，可以调回五区工作，我们全体老百姓作保。”
 

　　信转到中央分局后，张国焘等人不仅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认为群众受了反革命的欺骗，要严加惩办。于是，县里和省里都派了便衣队，像老虎一样到处视察。老百姓知道，视察以后就接着捕人。这样，区级、乡级干部及老百姓等，更加恐慌了，就只派了一个区工委的委员长留在那里，其他所有五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搬到西山去住。当时还集中了两个赤卫队营共八九百人，准备保卫局来捉人时就打。
 

　　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九人带着手枪、绳索来仙居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锄头、扁担等“武器”，将王家冲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喊： “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随着口号声，大家一拥而上，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区委书记闻讯赶来，才说服群众还枪、松绑。余怒未消的群众在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刷标语、写传单，表示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反对乱抓乱杀。
 

　　仙居区群众反对“左”倾肃反政策的斗争，被张国焘和政治保卫局视为暴动，认为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采取了镇压手段。将区级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 “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黄安仙居区人民群众反抗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斗争，虽然以数十名同志被害的悲剧结束了，但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行动，以及在党内、红军指战员中、各级苏维埃和群众团体中存在的反抗与不满情绪，迫使张国焘等人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毫无节制屠杀的肃反政策能否继续下去，以及继续下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再者，经过白雀园“大肃反”，张国焘认为已肃清了一些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7—108页。，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阻力不存在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在敌人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的时候，红军需要休整，根据地人民需要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支援红军，继续坚持屠杀性的大规模肃反已经弊大于利，因此，他开始考虑改变肃反的一些具体做法，将以捕杀为主，改为以自首为主。这样，大规模的捕杀渐趋停止。1932年7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政治保卫总局及所属各县分局的所有人员进行整编，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撤销鄂豫皖区政治保卫总局。这样，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才宣告结束。
 

　　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大肃反”造成的损失之严重是难以估量的，其教训之深刻更是令人刻骨铭心。徐向前沉痛地说：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②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162、159、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