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大肃反(3)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认为： 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尚方宝剑”： “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而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尽量设法使其改悔。……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 ‘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大开杀戒，杀害了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官兵。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其中在白雀园被害者27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据袁克服说：
 

　　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地主富农出身的，不是反革命的也清洗，如像袁克服当政委的那个团，连肃反到清洗共八十几个人，内中有连长、排长、支书、青年工作者等，思想上没有经过整风，当然多少有些毛病，如像调皮骡子及说些怪话的人，有一二年历史的、打仗打得很勇敢，很多被清洗出去时哭着不想走，该团的三个连长，换了两个，连长与指导员换了三分之二，政治处只肃了两个股长，杀只杀了两个，其他都送交上级去了。其他连长、排长、班长等被供出来而没有捉的共100多，虽然尚未影响到共产党员要求脱党，但是三二年以后，部队中就不敢加入党，因为支部书记一捉，一供说下面党员都是，当然大家都害怕。
 

　　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也说： 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
 

　　这种毫无限制的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其场面之大、情景之恐怖也是罕见的。张竞回忆说： 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至于许继慎，对于张国焘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承认。在白雀园火星庙的“公审”大会上，当张国焘宣布他的“罪行”时，他当众怒斥说： “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白雀园“公审”后，许继慎被押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关在政治保卫局的一间禁闭室里。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指示信，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鲍劲夫： 《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
 

　　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 “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主持白雀园红四军“大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1931年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通告第十一号——动员全党力量加紧肃反工作，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通告指出： “最近从多方发觉反动在苏区大规模计划的活动，企图举行暴动，推翻工农专政的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因此“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的争斗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党对肃反的策略是一面实行无情的镇压，一面要从积极方面改正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肃反争斗的基础上，消灭反动的活动的一切其他现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根据地地方肃反的动员令。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发动和指导肃反运动。文件要求地方肃反的范围涉及到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肃反的对象除了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豪绅地主、富农分子等外，还将青红帮、土匪、流氓、小马子等列入其中。而且从文件看，中央分局对肃反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的三令五申之下，根据地地方肃反很快便掀起了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