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企业曾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位领导题字？

凤凰卫视2012年11月1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从2002年起，一个名词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官方的各种文书当中，文化产业，好像是到这个时候，文化的产品属性才正式被确立。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名词确立的背后，经历着三十多年的尝试与酝酿，几乎是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文化体制改革也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相伴相生，在市场化的摸索尝试当中，逐渐清晰成型。但是和经济体相比较，文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文化体制的改革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加需要胆识与勇气，而且也更加关乎着中国当下，以及未来的命运。
 

       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五天的时间来就文化体制改革的肇始、成就以及问题进行回顾探讨。
 

       解说：西单图书大厦，北京最具影响力的实体书店，从1998年建立以来，这里一直是北京乃至全国读书者最重要的购书场地。然而今天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图书大厦楼体上方那四个鲜红的大字，新华书店。这四个毛体字曾是体制的符号，但却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留有重要的位置。
 

       这几个熟悉的大字，根植于很多人的记忆，伴随它而来的动画片曾经填补了我们的童年。它曾带给我们快乐、温暖和色彩，甚至影响了我们后来的人生。
 

       我们的故事就从新华书店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讲起，它们一个是体制的符号，一个曾是体制内生存的典范，它们的命运呈现着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脉络，也折射着中国走向开放和进步的历程。
 

       1937年1月，延安第一次开始以红色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视野，这年的4月，新华书店在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两个窑洞中诞生，此时中共中央迁至延安仅仅三个月，与新华书店同步诞生的还有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等一系列中共宣传喉舌。
 

       1937年，毛泽东亲自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这个提名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新华书店的体制性符号。
 

       汪轶千（原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这个三位领导人同时给一个企业题字，全国就新华书店一家，毛主席题了三次，店招，两次新华书店，一次新华书店总店。邓小平同志题了两次，解放后题了两次。江泽民同志题了一次，55周年的时候。
 

       解说：此后，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新华书店建起的中央省市县镇五级树状网络，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图书销售系统。这个庞大的销售系统后来成为新华书店最大的生存优势，再后来，新华书店更是一度成为了全国最大，也是唯一的一家书店。正是借助于这种体制性优势，新华书店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1981年进入新华书店工作的王耀华，见证了新华书店最好的时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有着1000万册的发行量，而《青年一代》每期的发行量都超过了500万，而在1978年，当各种曾经被禁的中外文学面世时，上海书店每天需要维持秩序的纠察就多达100人。
 

       王耀华（原上海新华书店编辑）：我可以在两个小时里边，比如说卖掉3000本、2000本，像我们现在说的发牌一样地发出去，就这样一种排队。然后你书店里面书一进来，然后那个在卸书的时候，人家都在看着了，什么书来了，什么书来了，就涌上来了。然后在隔壁有一个吴江路口，那么就有一些像现在的所谓自由市场一样的，我这本书都买啦，你有什么书可以跟我交换。
 

       郑士德（原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82年，那时候出了一本学英语的书，叫《许国璋英语》，《许国璋英语》那刚出的，王府井那里排长队，排长队。当时美国一个出版代表团刚好来北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哎哟，他们非常惊讶，中国怎么能排长队买书啊，他们没有，他们回去以后，就在美国出版商，杂志吧，它有个，美国出版商杂志上就写了篇文章，后来我们就反馈，反馈到我们这里，他们感觉到是奇迹。
 

       解说：政治读物的发行，一直是新华书店最重要的工作。《毛泽东文选》、《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均由新华书店独家发行，并创造了相当高的发行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