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监狱：国民政府是“误国政府”(2)

　　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日子

　　为了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早在2月2日就写好了《辩诉状》。这份文件从法理上将国民党政府与国家作区别，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不早日下台，“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他认为自己是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陈独秀和章士钊的辩诉，纵然有理有据，法院还是按着当局的旨意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宣判完毕，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事后，老友柏文蔚曾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的忙也帮不上。”
 

　　当时陈独秀已经53岁，这也是他一生之中第五次被捕入狱。
 

　　不过，党史学界对陈独秀一生被捕的次数有四次和五次之说，陈长璞取信的是“五次说”。争议的是1913年7月的第一次被拘是否算被捕。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助都督柏文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却因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而失败，在途经芜湖时被驻军在此的龚振鹏“绳绑”。《陈独秀大传》著者任建树认为，“被捕是司法术语，而这次陈独秀被龚振鹏从座上客捆绑起来，与政权机关捕人性质不同”。所以他采信“四次之说”。
 

　　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作诗《金粉泪》56首，诗中以翔实的历史，借古讽今，抨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黑暗和腐败统治，他在诗后落款则用“所谓民国二十三年”；在狱中为刘海粟大师《古松图》的题词：“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非调和折中与孤与不孤之间也”及“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7年应上海一位知名绅士甲原先生之请，陈独秀题词：“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在陈长璞看来，爷爷的个人魅力及革命决心在这里可以显露出来。
 

　　在狱中的陈独秀迎来了许多国民党政要，他们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其悔过，职位高的予以传讯，职务低的前往探监。1932年10月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讯。陈独秀称之为“半谈话半审问”，听了陈独秀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劝其同政府合作，会见后还向陈独秀“索书纪念”。此后，北大校长蒋梦麟、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铁道部长顾孟余，以及陈公博、徐恩曾等先后前来“探监”，条件是只要写一个悔过书，就可以自由，但都是悻悻而归。
 

　　鲁迅评价陈独秀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于当年被南京高等法院提起释放，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五年。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下发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称：“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五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以示宽大。”陈独秀对这一说法非常生气，出狱以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出狱后，老友胡适劝他去美国做“寓公”，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劳动部长，均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又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陈独秀未被利诱。
 

　　蒋介石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出面，请陈独秀当劳动部长，以每年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为筹码，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出面，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陈独秀听后表示：“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牢，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要我组织新共产党，要我参加政府，真是异想天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陈独秀出狱后，审时度势，批评了托派的极“左”主张，宣布与托派决裂，拥护国共合作，拥护中共的抗日纲领，积极投入全民族抗战行列。
 

　　陈独秀出狱之时，日军正在进攻上海。上海的托派有人要陈独秀去上海重振“党组织”。陈独秀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开南京赴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