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教育子女和亲人的感人故事(2)

邓小平胡耀邦在一起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也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她。每当有客人来打“秋风”时，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好吃的，给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据满妹回忆：直到十二三岁时，她身上还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她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到家里作客。该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满妹只有那件镶着一圈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

       陪他们吃完饭，满妹请求母亲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衣服没给买，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胡家兄妹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