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空军最后驾机叛逃者震惊苏联高层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当我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他的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让我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王宝玉驾驶叛逃苏联的歼-6战斗机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