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贺龙手下仅有的4位师级领导都死于他手(2)

　　“最可恨者是宋盘铭”

　　9师政委宋盘铭对夏曦的行动忧心忡忡，他找到夏曦委婉地劝说：“这样干下去恐怕损失太大了吧？”夏曦反诘道：“损失改组派、反革命心疼是不是，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让宋盘铭感觉书记对自己也有看法了。
 

　　其实远不止“有看法”，问题比宋盘铭想象的严重得多。正如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最可恨者是宋盘铭”。
 

　　本来，夏曦对宋盘铭是挺看好的。宋盘铭的优秀条件，在湘鄂西几乎无人可与其比肩。
 

　　宋盘铭于1909年出生，祖籍河南郾城县，父亲宋国甫是早期共产党员。他幼时读过私塾，在汉口硚口申新纱厂做童工期间，边做工边学习。投身革命后，从事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宋盘铭被党组织转移到上海，1929年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期间，宋盘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宋盘铭学成归国。7月，为加强湘鄂西的领导力量，中央委派他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等职，集党、军、团要职于一身。
 

　　宋盘铭跟夏曦关系并不一般，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都被列入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更在同一年先后“空降”湘鄂西。夏曦何以对宋盘铭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视他为“最可恨者”？
 

　　在洪湖时，宋盘铭对夏曦那套“肃反”“打阵地战”的搞法有些异议，夏曦知道后并不在意，认为宋盘铭还是“娃娃”，说那些话是“不懂事”。
 

　　到鹤峰后，在毛坝会议上，宋盘铭和贺龙、段德昌站在同一个立场，反对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全面清党”的主张，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是十分错误的，我不能同意。”接着，宋盘铭又同段德昌联名写信，要求打回洪湖去，恢复洪湖苏区，与夏曦离心离德。
 

　　夏曦强行推行“清党”。红三军中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宋盘铭十分不满，采取“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
 

　　通过这几件事，夏曦认为宋盘铭已非“不懂事”那么简单了，已然跟段德昌一类的“改组派”没有什么两样，实在太“可恨”了。
 

　　此时的夏曦还未决定向宋盘铭痛下狠手，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点燃了夏曦实施捕杀的导火索：一是有情报说，宋盘铭1932年到中央汇报时，在上海会见的熟人周某、朱某都是改组派，联想到宋盘铭近期“表现”，夏曦断定宋就是改组派；二是9师27团团长联合25团团长“反对师长（汤福林），拥护宋盘铭”，“企图举行的军事叛变”，夏曦认为这一事件“宋盘铭是参与的”。于是，夏曦于6月12日派人逮捕了宋盘铭。
 

　　夏曦等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列出宋盘铭作为改组派“罪证”，说宋盘铭“在（洪湖）水灾以后动摇”，“当一九三二年代表湘鄂西到中央时他已入改组派”；提出“改组派的口号：‘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利用清党来团结改组派的组织”，“改组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参与“军事叛变”，“派了人与施南保安团接头（把部队）拖过去”等。
 

　　关押期间，宋盘铭遭受严刑拷问，毫不屈服，他当面斥责夏曦：“以势压人并不意味着你掌握有真理。你并不是革命的化身，革命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我反对你的意见并不是反对革命、反对党，恰恰相反，我是为了革命、为了党！”
 

　　8月初，红三军分兵，夏曦率分局机关及7师留守在鹤峰苏区，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率军部及9师到宣恩、咸丰、利川开辟新区。关押在军部特务班的宋盘铭随贺龙一起行动。
 

　　贺龙有心释放宋盘铭，便找关向应商量：“我看宋盘铭没多大问题，把他放了吧！我们虽然无权给他安排职务，但他出来总能做点事。现在我们差干部啊！”关向应对宋盘铭的印象不错，同意放人。
 

　　宋盘铭被释放后的几个月里，做了很多工作，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吃饭、睡觉，空闲时还和贺龙、关向应一起下棋、谈天，亲密无间。
 

　　12月上旬，9师与7师在恩施石灰窑会合。夏曦见宋盘铭被释放，严厉批评贺、关“目无组织”“右倾”，又下令把宋盘铭抓了起来。
 

　　12月19日，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开会，决定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会上夏曦提出要杀宋盘铭，贺龙仍坚决反对，但力争无效，最后通过了杀宋的错误决定。
 

　　会议期间，四川黔江（今重庆市黔江区）神兵首领龚昌荣带领30余名神兵前来投奔红军，并提供情报：保安团有一批军火物资运抵黔江县城，县城仅1个营守军。据此，红三军决定占领黔江。22日，红三军攻占了黔江县城，被捕的宋盘铭也被一路押解到黔江。29日，川军达风岗旅大举反扑，红三军撤离黔江。夏曦在黔江县城外棺山主持召开9师指战员参加的公审大会，宣布了宋盘铭的所谓“罪行”，将其杀害。宋盘铭牺牲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