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建设兵团：新兵饿的开小差女兵不敢下车(2)

　　很多人觉得没奔头

　　上世纪70年代初，尹尚荣所在的团场开始盖土坯房子，“军营式的，一栋一栋”。原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度被撤销，改为农垦局，原有的区域被归到自治区直接管辖。
 

　　那时候他们开掘的三座水库尚未蓄水，已开垦的几千亩地很难充分灌溉，收入也由原来国家下发工资变为生活费，“一个人20元左右。”
 

　　没了单位的兵团人，好像“孩子没了娘”，尽管开地、种菜还要继续，但“子女不再是军人，而是职工”。
 

　　人心惶惑。因为阻止老乡去林子里放羊，尹尚荣挨了骂：“你们滚！这是我们的地方！”
 

　　结婚10年后，尹尚荣的工资达到了53元，这在当时的新疆算是很高了。但这种情况没能持续。上世纪80年代，工资被取消，土地实行承包制，年底统一结算自负盈亏，但是“干一年累死累活拿不到钱”。
 

　　这样的困境使得老尹的四个女儿都去了内地。
 

　　家里的100亩地全靠人力，1978年棉花长势很好，但一场冰雹砸下来，颗粒无收。
 

　　尹尚荣一咬牙说不干了，领导找到他“老尹，你要补种！”“我问亏了怎么办？”领导拍了胸脯说“算我的”。尹尚荣年底亏了15万元，只能挂账，“好几年没翻过身”。
 

　　“文革”结束后，兵团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粮食棉花再次被强调。尹尚荣已经参加工作的两个子女也是种地。
 

　　但“孩子收入27块钱，自己都管不了，周末还要回家弄吃的”。
 

　　在团场干活的人们生活依然很苦，干15天休息一天。
 

　　那时候，一个人要种50亩地，今年的棉花捡到明年还捡不完，又该种新棉花了。尹尚荣所在的12团现有70万亩地，大多是当时开垦出来的。那时候一年到头基本没有收入，还有可能亏钱——一亩地团里定产100斤，按量收获算是完成任务，若达不到100斤，就倒扣工资，“亏的多了，奖金也扣完了”。
 

　　很多人觉得没奔头了，跑了。
 

　　“回去的人多了！”尹尚荣所在的连队原本有百余名上海青年，“现在剩下两个人。”
 

　　但喧嚣一时的上海青年回城风并没能带动尹尚荣，“河南说我们已经是新疆人了。”

 

　　换了第三台电视机

　　1981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兵团进行了系列改革。如将国家对农场“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改为财务包干制度，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工自筹资金，开办家庭农场。
 

　　恢复之后，兵团的人们不像以前那样训练跑操了。职工队伍的集体感慢慢消失，有人走了，内地人过来承包大量土地。不过，“老兵团人讲纪律”。
 

　　1978年兵团已经有了公司。
 

　　1985年起，大量来自内地的拾棉花的人顶替了团场职工，并住进了当年上海知青住过的房子。“那时候捡棉花挣钱。”尹尚荣说。
 

　　团场尽可能为宿舍配好家具，并且承诺三年不交房租电费，但还是有跑掉的。尹尚荣连里曾分来八家内地人，次日就跑掉了，原因是这些人得知人均50亩地，“太大了，吓人！”
 

　　就在那一年，团里有了机械化耕作，土地也被分包到了职工个人手里，每人50亩。得知可以个人办农场，尹尚荣第一批报了名，选择与另一家合办农场。“第一年平均一家赚了七八百元。”
 

　　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这花了他包地工资中的1000多元人民币，但毕竟“吃完饭不再没事就睡觉了”。
 

　　但第二年土地又被收了回去。尹妻“去团里告状”，路上出了车祸，失去了右臂，从此不能再下地劳作。
 

　　1994年，尹尚荣的四个女儿都去了江苏，进了工厂。而他的棉花一年下来收入两三万，但真正拿到手的少得可怜，“总被核算平掉。”
 

　　真正拿到钱是在1998年以后，当时很多如尹尚荣一样的老职工都退休了，随后包地的人——他们称“原来的盲流”来了，与老军垦们不同的是，这些外来人“拿钱多了，播种、放水、收获都不操心”。
 

　　已经干不动的尹尚荣被团里安排去看棉花厂，他工作的厂子也由土坯房变成了水泥房。
 

　　2001年，先后住过地窝子、砖瓦房的尹尚荣终于住进了楼房。2013年他又为家里换了第三台电视机。
 

　　住在台州市援建的楼房里，尹尚荣的日常生活是“吃、玩、散步”，而他曾经每天步行去劳作的土地，如今已经有了新的劳作者，那些新职工们“骑着摩托车去干活”。
 

　　这时候，农一师已经开始建设阿拉尔市。
 

　　想一想这几十年，尹尚荣说自己来到新疆，“后悔，也不后悔”。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新疆人，常常把“我们新疆”挂在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