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究竟是什么人制造了“八国联军”？(2)

相互钳制

       西德二郎和柴五郎很清楚，同为在华既得利益者，西方人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虽然在战略上没把日本人看在眼里，但是公使团却在任何“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盯死了日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甲午战争后，俄、德、法这些老牌得利者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曾联合迫使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割让辽东半岛，这件记入历史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俄、德“劝说”日本有功，渔利胶东半岛而结束。
 

       英馆离其他几个馆有着一条御河的间隔，英馆能看到另外十个国家，相互眼睁睁地瞅着，谁也不想让别人多咬中国一口，要咬，大家一起咬。要攻，群起而攻之。这就是1900年的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列强，在当时并不具有贬意，而是像“诸位”一样，是个中性名词。
 

       在窦纳乐看来，中国的利益就是英国的。沙俄在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清政府，而是占有长江流域的英国人。深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一直想联手英国对付俄国，看起来很像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除了俄国，窦纳乐眼中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德国。德国强租胶州湾时，英国无法像迫使日本“还辽”那样强迫德国，但他也不甘“落后”，马上借了威海卫才觉得不致于失衡。
 

       正是这种相互钳制，限制了任何一强在中国的肆意妄为，并促成了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寻求统一，没有统一步调谁能单独挣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谁又能进一步获利呢？

 

错把中国当非洲

       在对20世纪初中国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强很快就得到了统一：中国和当时的非洲一样落后，跟中国人说话可以直接用大炮。
 

       留着两撇超长八字胡的开罗总领事窦纳乐上校1896年接到伦敦的调令，就任驻华公使，这是一项跨级的擢拔，窦纳乐很乐意接受。但是一到中国，他就发现跟总理衙门的交往很不愉快，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用父亲对儿子的口气指点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文书）。在他1896年给伦敦的一份电报上记录着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具体到对华政策上，直接拿大炮来校正桌面上行不通的交流。
 

       窦纳乐公使对中国的看法和言行，令他的同胞、被中国聘为“客卿”的总税务司赫德痛心疾首，这位已经在华工作了46年的老中国通认为，窦纳乐的任命值得关注了，“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Negroid，黑人）的经验”。
 

       简单粗暴的念头占领了窦纳乐的理智，以至于后来处理传教国在中国引起的民教冲突时，调兵成为他唯一思维。英国政府一直想拉回这头想要脱缰的马，在1900年5月底，英国外交部还来电指示他：不要挑头，不要多说话，凡事让别国公使牵头就是。
 

       1861年自英法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各国开始向中国派驻领事机构，后来逐步升级为公使馆。在此后30年的国际政治风云中，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资本投资代替了贸易，在中国经商被投资能源业、铁路并从中国抽血所代替。最终打破远东平衡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结果，给西方列强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对华政策从此变得激进起来。
 

       最直接的表现是，甲午战争前后在华工作数十年被称为“中国通”的第一批各国公使，相继调离中国，窦纳乐接替了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前任欧格纳。
 

       德国调走了在华工作33年的巴兰德，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两年不到，同为非洲事务专家，1899年克林德男爵接替了公使的职位。
 

       1900年之前陆续来华的，还有意大利公使，跟窦纳乐和克林德一样，两位走马灯一样出场的意大利公使都来自非洲，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不甚了了。
 

       这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公使，都有一个职业爱好，就是相互琢磨，在提交给本国的报告中，对他国的分析比对中国的分析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