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亡悬案：是否与日本方面有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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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我说着。……‘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他婉辞谢绝了。”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信件也不转寄。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接下来他提到此事，就显得更加悲观，八月二十五日给母亲写信后，“须藤先生来诊”，当日致欧阳山：“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时可以旅行。”二十七日致曹靖华：“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但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二十八日致杨霁云：“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先前还说“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现在取消计划，或与前一日日记所载“下午须藤先生来诊”不无关系，亦即鲁迅所说“再与医生一商”。黄源《鲁迅先生》则云：“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 鲁迅此后几封信里，所说都是这个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亲：“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七日致曹靖华：“至于病状，则已几乎全无，但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易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以上就是鲁迅拟议赴日疗养，而最终未能成行的始末。由此可知，周海婴转述周建人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说“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并非事实，不能构成推论的前提。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许杰信所云：“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也不难理解：既然没有去成，自不愿别人以此作文章。 顺便说一下，其后鲁迅欲迁居法租界事，他自己也有解释。十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十二日，鲁迅致宋琳：“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 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有朋友说，“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已经预言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态。”对此恕我稍有异议。我觉得鲁迅大概预言不了将近一年之后发生的事，他赴日疗养的打算即可视为一个例证；当时局势非常复杂，不光鲁迅，就连包括当轴诸公在内的其他人同样也预言不了。鲁迅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就在这年十月十九日辞世——仅仅二十一天前，他还在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信中说：“我前一次的信，说要暂时转地疗养，但后来因为离不开医师，所以也没有离开上海，一直到现在。现在是暑气已退，用不着转地，要等明年了。”然而鲁迅已经没有明年了。这是他笔下我读了最感辛酸和绝望的一节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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