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亡悬案：是否与日本方面有关？

　　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鲁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连日记都停笔了，至三十日才又续记。所以说“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岸。那时再看罢。”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治疗暂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