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谜案：“刺宋案”背后的政治角逐(2)

　　当时人们的疑问是，应夔丞为什么要买凶杀害宋教仁呢？这要从宋教仁所处的历史环境说起。

　　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便成了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瞄上了袁世凯。原因很简单，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阴谋家，而后者是理想家。
 

　　但当时孙中山对于袁世凯，却并不是完全的信任。这一次，孙中山站在了宋教仁这一边。孙中山虽然让位给了袁世凯，但却在让位之前通过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希望借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袁世凯将来可能的独裁。
 

　　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国民党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教仁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并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此后，宋教仁一如既往地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晚10时许，火车进站。宋教仁几人边说边行，走到了检票处。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只见宋教仁以手抵腹，倒在了血泊之中。

　　宋教仁被迅速送至铁路医院，但终不治身亡。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刻，于是人们对案件的背景和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的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第二次搜查。搜得多件公文凭据，并发现了贴有封条的皮箱一只，以及五响手枪一把。巡捕房将案发当日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与枪内所存子弹进行比对，两者均为相同型号。
 

　　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函文，负责这起案件的程德全不禁大惊失色。谁都没有想到，刺杀宋教仁的案件背后，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个人叫洪述祖。洪述祖人称“洪杀胚”，在当时担任内务部秘书，实际上他是受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子，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难道以洪述祖这一区区内务部秘书就敢公然行刺国民党党魁了吗？刺宋案是否还有着更深刻、更隐秘的内幕呢？这天，愁眉不展的程德全正在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几份函电，突然，一个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的名字叫赵秉钧，曾任内务部部长，时任民国内阁总理，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面对这样一位人物，程德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说起来赵秉钧与宋教仁还有同款之宜。宋教仁屡次进京，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这位赵秉钧，甚至宋教仁每次进京，都住在赵秉钧的家里。然而，在权力争夺面前，赵秉钧也不得不痛下杀手了。
 

　　正当程德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响起了尖锐的电话铃声。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张一麐，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致电程德全了。致电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牵涉到中央的证据，并立刻派人送往北京，电话里还不忘特别叮咛一句：可不作正式报告！
 

　　但是，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公诸于世。原本就已经暗流汹涌的海面被投掷了无数颗炸弹，新闻界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袁世凯与刺宋案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案子自此急转直下，袁世凯被无奈地推到了台前。当时民意滔滔，袁世凯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办法，于是，他暗示京兆尹王治馨，在京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自己开脱。
 

　　这个王治馨是个糊涂虫，他在追悼会上说，应夔丞到北京后，曾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总理也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无关，完全是应夔丞和洪述祖一手策划的。
 

　　王治馨的这番话让人听来有欲盖弥彰之嫌，把袁世凯和赵秉钧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