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有关林彪坠机的种种说法(3)

　　此说认为，潘景寅原先并不知道林彪要往苏联跑，他以为林彪要连夜回北京，或者去大连、广州。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讲，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可靠的。平时，潘景寅当然是绝对服从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让他往哪里飞，他就往哪里飞，不会打半点折扣。但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他越过边界，飞往蒙古、苏联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很明白飞出国境意味着什么，很明白“苏修”、“蒙修”都是中国的敌人，也很明白叛党叛国这个罪名的极端严重性，那样不但会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还会连累他的家人，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家属。况且，林彪的叛逃会在国内外引起严重后果，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受党教育多年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横下一条心，不惜和飞机同归于尽，也要粉碎林彪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于是，他采取了看起来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逃生，实际上是用自杀殉职来报答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用同归于尽来中止林彪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壮烈行动。

　　此说有邓小平的一段话作根据。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和推断，既然“同样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个好人，可以英勇搏斗，那么256号专机上的飞行员也是个好人，也就不排除他采取自杀殉职行动的可能性。(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

　　与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有种种说法的同时，对于林彪是如何出逃的，亦即林彪出逃的经过和心情，他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动出逃(乃至被挟持、绑架)，是事先预谋出逃还是随机应变出逃，是镇定自若出逃还是胆战心惊出逃，是心存复仇希望出逃还是心灰意冷绝望只为避难求生出逃，也有种种说法。

　　(一)预谋已久说

　　此说集中反映在林彪出逃后的官方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阴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1971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1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1970年8月26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9月9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971年6月至9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796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毛泽东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9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毛泽东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9月12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6天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毛泽东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13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256号专机于12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

　　(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阴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11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第244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1988年11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交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1977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1990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2000年第9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毛泽东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药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256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

　　(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2000年第9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交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药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性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