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学历和文凭的科学家，是如何被写进教科书的(4)

　　磨炼与归宿

　　1852-1855 这几年是焦耳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首先，他父亲中风病重，家庭啤酒厂的生意一落千丈，焦耳的实验室只好关闭。随后，夫人在生第三个小孩时因难产失血过多而去世。接下来，英国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Crimea War），让焦耳放下科研，参加了战地救死扶伤的服务工作。

　　1856 年之后，焦耳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物理实验研究。1860 年，他因杰出研究成绩和声望当选为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主席。当年，“土木工程学之父”约翰·斯米顿（John Smeaton， 1724-1792）和道尔顿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焦耳在学会第一次演讲的题目是“人类居住的世界”（The Plurality of Inhabited Worlds）。他说：“也许科学家无法证明其他星球有没有生命的存在，但是科学家能够证明，其他星球有没有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温度、空气、水、重力。即使有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也不一定就会有高等生物存在。但是，有高等生命存在的地方，则必须要有可以学习的场所。而这场所必须建立在一个大家能够和平相处的社区环境里。”

　　1873 年起，伴随着经常性鼻出血的疾病严重地干扰了焦耳的科学研究甚至日常生活。5 年后，60 岁的焦耳发表了他人生最后的一篇学术论文。

　　1889 年 10 月 11 日，焦耳在家中病逝，享年 71 岁。

　　临终前，焦耳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已感到科学逐渐走向一个危机──科学的误用。特别是，把科学用在战争武器的研发上。这将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我深感难过的是，有些科学家认为研发毁灭性的武器是为了恫吓对方从而终止战争。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战争的本质是残忍与毁灭。研发武器的科学家无法成为战争的决策者，因而他们最终会成为好战政治家的工具。科学的误用就是偏离了正确的目标，结果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的论点并非贬低以科学研发来保卫国家的价值，而是批判靠科学去挑起争端。”末了，焦耳写道：“我的学生们啊！你们有些人也许会自认为能够了解历史上的每一个大小事件，或者能够讲出世界上的每一种方言，或者能够准确地叙述每一种形而上的观念，或者能够解出所有科学与工程的复杂难题。但是，如果没有爱，你们将不知道如何把所学到的这一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焦耳被埋葬在曼彻斯特城郊的 Brooklands 坟场。在他的墓碑上刻有数字“772.55”，那是他 1843 年测量中得到的热功当量值。焦耳毕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显然，熟悉自然法则并不亚于熟悉它所表达的上帝的原意。”在伦敦西敏寺内，人们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并设立了一个纪念碑牌，放置在牛顿、赫歇尔、达尔文等科学家的坟墓附近。

　　除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焦耳还留下了一句警世恒言：“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研究是一项基本而神圣的任务，它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