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岁民国名媛：严幼韵的传奇人生(3)

　　“只要嫁给心仪之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

　　十八岁时，开始有媒人帮忙张罗严幼韵的婚姻问题，而母亲曾和她有过一次严肃谈话。严幼韵告诉母亲，未来的夫婿不仅必须赢得她的爱慕，还必须是她尊敬的人，是否有钱无所谓。母亲喊道：“你的生活如此奢华，怎么能不在乎钱呢？”严幼韵则回答：“只要嫁给自己心仪之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
 

　　和那些整日围绕她身边 “实在太稚嫩”的年轻男性相比，大严幼韵几岁的杨光泩，让她感慨，比她的同学们“成熟得多”，“成就也非他们可比”。
 

　　1900年杨光泩出生于一个丝商家庭，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杨光泩谢绝了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远东史讲师的聘书回国，受聘于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并兼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年初，杨光泩受邀南下，进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杨光泩第一眼见到严幼韵时，她正驾着“84号”经过。杨光泩好奇，一路跟随，发现严幼韵去找的朋友刚好他也熟识，便请朋友在当时上海最时髦的大华饭店安排一场下午茶舞会，以便认识她。随后，他对严幼韵展开热烈追求——不断送花，请她看电影、跳舞。两个同样家世甚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随即热恋。
 

　　1929年9月8日，严幼韵与杨光泩在初识时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千余人出席。
 

　　婚后不久，杨光泩出使海外，严幼韵随夫出洋。
 

　　如果没有战争，严幼韵或许一生都会按照出生时即已写好的剧情，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顺生活，但战争让剧情突然逆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8年，杨光泩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请派，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集捐款，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随夫到达马尼拉。
 

　　在募款方面，杨光泩非常成功，为重庆国民政府募集到了1200万比索(约合600万美元)。而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帮助华侨获得当地政府保护，因为长久以来，华侨一直遭到菲律宾人厌恶与歧视。1939年1月23日，杨光泩对菲律宾各省省长与各市市长发表演讲：“在中国，很久以来……地方首脑都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官’……每座城市、每个村庄都有我们的人民，他们在那里生活、经商。我是否可以代表他们——在这个和平、繁荣的岛国的数十万华侨——请问，你们是否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爱自己的人民如子女一样？……”
 

　　杨光泩对华侨的保护，不仅限于对当地政府喊话。严幼韵记得，有一次，一家华人市场的商户不断遭到菲律宾人袭击和打砸。“光泩允许这些华侨进行为期三天的罢工。第三天市场上已经没有食物供应，菲律宾人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华侨，于是争斗平息了。”
 

　　当年，杨光泩的足迹遍布整个菲律宾，他的活力、冲劲与魅力很快赢得了华侨的仰慕与忠诚。
 

　　作为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也深知自己的责任，因此平生第一次涉足社会活动。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帮助开拓新渠道为抗战募捐。仅1940到1941年她们汇缴给重庆国民政府的钱款便是以往总和的十倍。另外，她们还为前线制作了一百万个医疗包，并为士兵的冬衣和药品额外募集了23000比索。严幼韵觉得，能为祖国抗战尽绵薄之力，让她感到快乐。
 

　　但战争阴霾下，快乐亦无法持久。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向美国正式宣战。第二天，日本开始轰炸马尼拉，有时甚至一天空袭两三次。面对危机，杨光泩召集领事馆官员继续工作。他则销毁了重要文件，包括向重庆国民政府捐助1200万比索支援抗战的海外华人的名单。另外，当年有一大批在美国印制的法币，在运回国内途中滞留在菲律宾总领事馆，杨光泩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下令烧毁。
 

　　种种举动，无疑都激怒了日本人，而这也成为日后日本人罔顾国际法，将杨逮捕杀害的导火索。
 

　　12月24日，马尼拉宣布成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当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准备撤离马尼拉时，曾邀杨光泩携家人一同离开，后者却婉言谢绝，表示留下保护华侨社区是他的职责。
 

　　随后，在菲的外交人员全部迁往相对安全的马尼拉宾馆。1942年1月4日，对严幼韵一家，无异于噩梦般的日子。当天早上，全家正用早餐，进来3个日本宪兵，他们对杨光泩说：“你被捕了。”而杨光泩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出门。
 

　　和杨光泩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七位领事官员。最初，严幼韵还能带着孩子去探望丈夫，直到有一天，杨光泩和被捕人员突然全部消失。
 

　　“整个战争时期都不断有传闻说有人在这个或者那个地方见过他们，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牺牲。”严幼韵说，自己直到抗战胜利，才知道这个噩耗。
 

　　多年后，她收到一份丈夫被捕后情况的详细描述。据悉，最初杨光泩和其他领事官员都得到了人道待遇，因为日本人想知道他们募得的华侨捐款的下落。但当得知捐款已汇往中国，且大量法币已被烧毁后，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威胁杨光泩，要求其在三个月内为日方募集相当于华侨1937至1941年给重庆国民政府捐款1200万比索的双倍款项，否则冻结、没收所有华侨财产。杨光泩拒绝合作。4月17日，他和其他被捕领事官员被秘密枪决，而日本人深知此种行径违反国际公法，对此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杨光泩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当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泩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失去丈夫的严幼韵，再不是那个驾着“84号”驶在生活坦途上的无忧女子。多年前，她对母亲说的那句——“只要嫁给自己心仪之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一语成谶。
 

　　杨光泩被捕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从马尼拉宾馆搬回原来的老房子，而丈夫的“消失”，也让外交官的太太们自动聚拢到严幼韵那里。于是，这栋有三个卧室的屋子，成了外交官家属共同的家园。作为总领事夫人，严幼韵觉得自己有责任照料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儿。于是，家里的花园被她改成菜地，她带着自己的“大家庭”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制酱油、肥皂。由于没有收入，她不停变卖物品，或是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国内家中拿到钱，维持“一家人”生计。
 

　　几十口人生活在一起，难免各种矛盾磕碰。太太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亦如此。严幼韵记得，有两个厨师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挥舞着菜刀大打出手。每到这时，“大总管”严幼韵都要充当和平使者。而带着这个“大家庭”几次搬家、找房子，也都是她一手张罗。
 

　　在人前，严幼韵始终表现镇定。她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家中的其他女人、孩子已经因为生活的巨变而惊恐不安。”但到晚上，她便脱去了伪装——“在临街的卧室里，每当听到汽车慢慢驶过前门我就会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踢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就会畏缩。”
 

　　但严幼韵从不把自己的不安传递给别人，相反，她带给他人的，总是踏实与稳定感。杨雪兰记得，当年母亲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偶尔还会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母亲也尽自己最大力量保护着她们姐妹三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而我们三姐妹每人都有个自制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有一天，母亲带着她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从来不去抱怨什么。”杨雪兰说。
 

　　最终，严幼韵带领着她的“大家庭”挺过了战乱。多年后，她感慨：“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我们非常勇敢……尽管丈夫生死未卜、日夜为孩子们忧心且前路茫茫，我们依然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