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唯一的女将领：陈赓许世友曾是她部属

　　2000年出版的《张国焘传》，将张琴秋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建国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没有在部队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给她授衔。否则的话，以张琴秋红军时代的资历，是完全可以授中将乃至中将以上的军衔的。在《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由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在“80位共产党员的故事”中，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师长”。但这是不准确的，张琴秋并未担任过其所说的“妇女独立师”的“师长”，而是“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
 

　　从上海大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张琴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一直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年夏，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都是该校的教师。恰巧，沈泽民此时已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琴秋与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等人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他们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杨尚昆的夫人)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张琴秋和沈泽民也都回国。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初到鄂豫皖苏区的张琴秋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一身戎装，英姿勃勃。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化装刚来到鄂豫皖苏区时，大家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但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张琴秋能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到了1932年秋，在蒋介石二十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主张分散打游击，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沈泽民受王明的影响，思想较“左”，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玻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
 

　　在沈泽民的坚持下，张国焘最后同意他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为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依依惜别，成了他们一生中见的最后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茅盾也这样说，但沈泽民不肯离开苏区。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1933年11月30日，沈泽民病逝，享年33岁。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湖北红安隆重举行。张琴秋携女儿玛娅参加了迁葬仪式。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不禁潸然泪下。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曾深情地说：“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