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的民国如何收复外蒙？(2)

    三、西北筹边使的到来

    徐树铮，北洋悍将，皖系段祺瑞集团的主力、核心人物，徐树铮也是段祺瑞的心腹。1919年前后，正是皖系占据北京、称霸中国之时。这一年6月13日，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主管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内外蒙古、新疆之行政、军政、财政三权。

    随着陈毅活动的失败，外蒙古局势失控，作为名义上西北各地最高领导人，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有两个选择：要么默不作声，任由外蒙混乱下去，向世界展现北京对外蒙的失控；要么孤注一掷，收复外蒙。徐树铮果断选择了后者。10月23日，徐树铮立下军令状：“一日不离（筹边使之）职……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于是率一个旅的兵力离开北京奔赴外蒙，29日到达库伦，接管了陈毅的全部事项。

    原本在清代，中央在外蒙采取分化政策，即王公管理世俗政务，僧侣管理宗教事务。但近代，外蒙脱离中央之后，僧侣做大，外蒙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地区，部分王公不甘屈服于僧侣，为了夺回权力，也认同回归中国，而僧侣为了巩固权利，则顽固地秉持分裂政策。陈毅之时，主要拉拢爱国王公，打击僧侣，结果造成蒙地混乱。所以徐树铮来外蒙后主要功夫用来对付最大的反动分裂势力——僧侣。徐树铮看到蒙地多信佛教，僧侣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所以他不指望彻底废除僧侣对政治的控制。

    11月1日，徐树铮在库伦召开了政治磋商会议，与会者皆为北京政府的官员，即都护使陈毅、都护副使恩华、随徐树铮入外蒙的旅长褚其祥、参谋杨志澄。会上，徐树铮确立针对僧侣、收复外蒙的两大原则：一，明确外蒙主权在中国政府；二，分化拉拢外蒙封建势力。

    四、外蒙主动撤销自治

    徐树铮看到僧侣阶层主要受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棍布四人控制，四人之中，“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是分化僧侣的入手点。因为巴特玛多尔济名义上是外蒙最高首脑，但在宗教层面，他上面还有活佛；而世俗层面，和他同级的高级喇嘛绷楚克等人又被活佛授予了“亲王”称号，巴特玛多尔济的称号却只是王，矮他们一级，这就使他们之间产生嫌隙。所以徐树铮主要结交巴特玛多尔济。在11月11日的交涉中，巴特玛多尔济希望给自己弄一个“亲王”的封号，徐树铮当即承诺，一旦外蒙撤销自治，“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随后徐树铮又游说活佛，承诺现有的宗教礼仪和待遇不变，“不令佛有失体面”，但活佛不置可否。

    之后徐树铮又检阅了外蒙军队，经徐树铮核算，全外蒙总兵力不足五千，且装备落后，所以徐树铮向外蒙封建势力秀了秀肌肉。他以褚其祥旅（皖系部队，隶属西北边防军，接受了日本借款，装备日系武器，是当时中国战力较强的部队）为样板，展现了中央军队的强大。随后经徐树铮、外蒙爱国王公的努力，最终决定褚其祥旅改为中央驻库伦防卫军，中央武装力量的驻扎使得外蒙封建势力为之胆寒，至此外蒙回归之事已是板上钉钉。

    至14日，除了活佛态度不明朗之外，其余封建势力都认同回归中国。15日，徐树铮威胁活佛再不同意，则“蒙情极度危急”，恐活佛“难以承担祸蒙之罪”，甚至会押解活佛进京。随即活佛认输。17日，外蒙各封建王公、僧侣联名通电北京，请求撤销外蒙“自治”。22日，北京应外蒙之请，“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宣布外蒙废除“自治”，实际意味着外蒙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