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2)

 

    当前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认为重庆谈判是出自国民党政学系人士吴鼎昌的建议。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的王抡楦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一文中援引陶希圣的话指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但王抡楦没有指出具体是何人。而时任《大公报》重庆版负责人的王芸生则指出：“1945年8月13日，日本确定投降，吴鼎昌当时任蒋介石政府的‘文官长’，他向蒋介石献策，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蒋介石采纳了吴鼎昌的献策，由吴起草了一个寒（14日）电，拍往延安。”

 

    8月14日，蒋介石发出了致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被许多学者所引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汪朝光认为“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泽东赴渝一事”。

 

    与吴鼎昌同属政学系、同为蒋之高级幕僚且关系十分密切的熊式辉，在其日记中对此事毫无记载（熊的日记为当年所记而非事后回忆，可信度当更高，何况其日记中对国民党高层机密并无避讳处），如果此事确属吴鼎昌言，按常理吴鼎昌更应该告诉熊式辉。

 

    另据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便于15日将蒋的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表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

 

    对此，汪朝光认为，“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总之，“现有关于吴鼎昌与蒋电关系的材料均为他人回忆，然后口口相传，吴本人并未有此说法，已公开的蒋的谈话、日记亦未有任何暗示，故尚待更为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蒋介石再次萌发邀请毛泽东会谈的念头提供了可能。这正如章百家所分析的：“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和能力。”“其次，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这样，“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早在抗战期间就已考虑过的与毛泽东直接会面的念头再次萌发，自然就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原来早在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从重庆发到延安一封电报：蒋介石不久将到西安，想约毛泽东谈谈。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或许提前三年实现会晤。但出于多方考虑，最后中共派出林彪与蒋举行了两次会晤。事实上，蒋介石要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并无诚意。1943年6月23日，周恩来、林彪等从重庆出发，乘车返回延安，国共之间这次试探性的会谈亦宣告结束。

 

    至于上述吴鼎昌等人的建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话，其作用最多也只能是在此关键时刻进一步提醒或坚定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决心。此外，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样的重大问题，最终也只能由蒋介石本人作出决定，其他任何人的建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罢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个问题上，蒋介石都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核心决策者，甚至他本人就是重庆谈判的首倡者，这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