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文革是怎样发动的(2)

　　与李丹林的交往

　　认识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并成为好朋友，是在东北农场劳动时。
 

　　文革前，我们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但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我与她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丹林成了名人，在校园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1968年。这年夏天，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两千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丹林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丹林在一班，我在三班。很快，连队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
 

　　农场是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们住在山坡上，井有几十米深，井绳有手腕粗，就是夏天也结满了冰。全班10个同学齐动员，不仅要给自己班打够水，还要轮流给厨房打水，最后要饮农场的牛群。十几头牛从不入圈，满山乱跑，一到晚上就到井沿来等水喝。它们喝水时都来了，干活时没影了。强壮的头牛跑得飞快，男生只能抓住落在最后的瘦弱之牛。但排长说：你们让牛干活，你们干什么？
 

　　艰苦的生活将大家的距离缩短了。丹林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在学校还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分，现在无一例外都成为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
 

　　我的父亲李琪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被说成反对江青。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父亲。不久，父亲自杀，离开了人世。因为父亲的问题，这三次运动我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
 

　　每到运动，丹林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备受重视。连队召开积极分子会，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鱼贯而行。丹林走在最后，却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招手，不断做着鬼脸。她是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对这种做法的反感。从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靠着丹林等人的鼓励、帮助，我才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
 

　　1970年3月，结束了劳动锻炼，分配工作。省里规定，大学生一律不准进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少同学都找关系回到了关内，丹林最有条件，却没有活动，分配到五常，而且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
 

　　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在通河，毕竟在县城教书，不禁担心在农村的她。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
 

　　再见面，已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北京月坛北街，妈妈说丹林来过。丹林说起，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划圈。我听了很难过。我赶去见了她。丹林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不多说话。女儿身有残疾，我才知道，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深受刺激。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82年，丹林调到中央教育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我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
 

　　她告诉我，她父亲也回到了北京，就住在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一拐弯就到。

 

　　初次拜访李雪峰

　　这是一座旧的三层小楼，李雪峰住在二楼的一间客房。屋里陈设简单。他仍然瘦削、文雅，与十几年前不同的是，因为不出门，穿着简朴随便，天热，他穿一件无领短袖背心和一条类似睡衣式的薄长裤。
 

　　我自报家门，一切都那么自然，我们谈天说地，一见如故。他正在赋闲，等待结论，有时间和我闲聊，气氛轻松自如。他的夫人翟英言词之激烈，一点不亚于我们年轻人。
 

　　我从不主动提问题。这是从小在家里养成的习惯，不该问的不问。大人让你知道，自然会说；不让你知道，你问了，也白问，还会挨批评。经历文革，我更养成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大家说南道北，李雪峰看似不经意讲出的故事，真实而令人惊奇，听得我目瞪口呆。
 

　　1983年，李雪峰做了结论，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离开了招待所，搬到了南沙沟。当时，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写周恩来解放后的历史。中共八大书记处书记中只有李雪峰没有官复原职，比较容易见到，因此列入了我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名单。
 

　　我带着周恩来研究组的人到他家拜访。他正在花坛边舞剑，一招一式，动作标准、到位、轻松，舞姿矫健、优美、飘逸，完全看不出已是古稀之年。原来，他51岁时生了一场重病，休养期间，向名家学了太极拳、太极剑，从此身体渐渐好起来。他毅力惊人，每天坚持练剑，还天天坚持洗冷水浴，一直坚持到90多岁。他活到97岁，与此有关。他看见我们来了，收起剑，将我们领回家。
 

　　屋子里，几乎家徒四壁。他没有平反，没有官复原职，这在6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中仅此一位。因为不是平反，不补发工资。经历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将钱看得很淡，没有攒钱的习惯，又要接济亲朋故旧，平日开销大，也存不下钱，自然没有财力置办家具。但他安之若素，精神很好。
 

　　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讲话很有分寸，不轻易讲什么，特别是到关键的地方，宏篇阔论，听得我们云山雾罩。回来整理记录，发现他谈了很多，却又什么都没说。访问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