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外交荒唐事：强迫非洲人接受红宝书

　　本文摘自《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才情人生》，罗银胜 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靠边站、或被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部暂时未被打倒，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砸烂×××”的狂潮裹袭全国，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皇派”、“保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病初愈。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 “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 “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批评，别人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过，今天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然后说：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细细推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 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守坐在总理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独自坐在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页。)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地下室批斗。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还是周恩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他押送到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乔冠华每天将小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革命小报”。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唐瑜：《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页。)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等一连串严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登山，他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下令将姚登山逮捕法办，这让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乔冠华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 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页。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