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幼子：父亲曾深悔49年没接受中共协议

核心提示：“先父42年前出走美国，过了15年的异乡生活。在那时候，我侍奉左右，常听父亲说，不该拒绝接受1949年国共和谈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追悔莫及。他时常想念祖国，听说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突飞猛进，他十分高兴；看到独立、自主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高，他更加喜形于色。他曾对我说，他失败了，但换来了新中国的强大，个人得失算什么呢！他很想落叶归根，回归祖国，安度晚年。1965年7月，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回到了北京，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欢迎，并在生活上给予优越的照顾，使他晚年有所归宿，他感激不尽。他写信告诉我，‘百闻不如一见’。他亲自在东北和广西看到的巨大变化，非常感动。近2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不知胜过上世纪60年代多少倍。若先父还在世，他一定会更加赞佩不已。可不幸的是他已于1969年1月病故。”(《广西政协报》1991年8月22日第二版)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6年第9期，作者：刘春晖，原题：《新桂系后人》

与弟弟手足情深

李幼邻是李宗仁与元配夫人李秀文惟一的儿子，但李家另有分支。

李宗仁客寓美国时，曾对外界披露过，李志圣是他的血脉。李幼邻也亲口对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的赵平和笔者本人说过：“李志圣是我父亲的骨肉，是我的亲弟弟。”这也就是说，李幼邻和李志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既然郭德洁不能生育，那么李志圣的生母是谁呢？这个谜至今仍未揭开。

有消息说，桂林市有一位姓赵的老人了解其中的内情，她的丈夫从1936年起一直跟随李宗仁在老河口、北平和南京总统府当秘书(期间短期到重庆任职)。

赵平曾找过这位姓赵的老人，了解李志圣的生母是谁。但她说，为了德公(即李宗仁)的声誉与形象，她不能说，也不愿意说。

1991年夏天李幼邻回桂林时，曾特意邀上笔者一起去拜访过这位老人。老人住在桂林城东里店一套很简陋的旧房里，客厅不大，家具也很陈旧，家里更是冷清。老人已是一大把年纪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当李幼邻问到李志圣的生母时，老人笑了笑，摇着头，就是不回答。

出于礼貌，李幼邻不好强人之所难，只好失望而去。

随着越来越多知情人的离去，那些历史的东西将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缥缈。这个谜底，或许现在只有长居瑞士的郭德洁的弟弟郭德风才能破解。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然而，一对活生生的亲生母子却不敢相认，这实在是人世间一大伤悲事。据说，李志圣也曾表示过要寻找生母，但人海茫茫，生母究竟在哪里呢？
纵有千般富贵，就是梦熊无兆。众所周知，郭德洁与李宗仁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李志圣就以“郭德洁养子”的名义进入了李氏家门。传闻归传闻，但李志圣倒是一位真正的李氏后人。

昆仲心，手足情。李幼邻对自己的弟弟十分疼爱，可这个弟弟小时候很调皮，读书根本读不进去。虽然家道中落，但像他那样年龄的人，少年不知愁滋味，成天只知道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幼邻不断地开导他，鼓励他去闯荡世界，见见世面，增长见识。在李幼邻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李志圣终于体会到哥哥的良苦用心，浪子回头。他结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刻苦发奋，上了大学，其间应征入伍两年，后又返回纽约复学。

从学校出来后，李志圣就到美国一家公司找活干，从最基层做起，先是打杂，后来负责总务工作。因为他真切地体会到，美国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去努力，老是依靠自己的哥哥终不是长远之计。

李幼邻说，弟弟拥有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有一子一女。长期以来，李幼邻不仅从生活上、工作上对弟弟关怀备至，而且一直为李志圣争取名份、争取地位。

1990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桂林举行李宗仁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方面不知是疏忽了，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只邀请李幼邻回国参加活动，而没有邀请李志圣。

李幼邻心里一直不好受。这天晚上，住在桂林榕湖饭店的幼邻先生与笔者长谈，感慨不已。他说，我弟弟是我父亲的血肉，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他跟着我父亲与郭德洁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从未回过国。这次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他没有接到邀请，实在是一桩很遗憾的事。原本我也不想单独回来，甚至不想回来，但我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海外会怎么看，台湾方面会怎么看，大陆这里又会怎么看，经过再三斟酌，我最后还是回来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幼邻感人至深的手足之情。

回忆新桂系的叔叔们

国民党新桂系在中国现代的政治舞台和军事舞台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25年7月正式形成，到1949年12月覆灭，桂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用自己的行动和所发生的事件，书写着纷繁而复杂的历史。

在北伐过程中，桂系部队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有“钢军”之称。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桂系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参与了血腥的屠杀；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无数广西子弟兵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在此期间，他们也曾与新四军发生过摩擦，同室操戈。在国共两党的最后较量中，他们既有要求和平谈判的一面，同时在“划江而治”的愿望破灭后，又不识时务地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拼命，终于拼掉了桂系的老本，从而使臣系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国民党新桂系，不论是前期的“李、黄、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还是后期“李、白、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宗仁始终是他们的首领和兄长，始终是新桂系的龙头老大。

李幼邻第一次见到黄绍竑，时间大约是1925年底。

从1924年6月，“李、黄、白”兴兵讨伐陆荣廷，到1925年7月把云南军阀唐继尧赶出广西，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以两万左右的兵力，战胜了10万之敌，统一了广西。

广西统一后，因为建省的工作与军队的事务，李宗仁早早就从桂平到了南宁。李幼邻说，那天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省府衙门，黄绍竑正躺在床榻上抽大烟，吞云吐雾、如醉如痴。当时我还年幼，别的事情记不起来了，惟有这位黄叔叔抽大烟的印象怎么也抹不掉，父亲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他抽大烟这件事。后来，母亲与我说过，广西统一后，很多将领的家眷都到南宁来了，惟有这位黄叔叔的夫人在广西容县乡下的老家。于是，这位叔叔染上了恶习，出人烟花巷，还抽起了大烟。后来，在我父亲等人的规劝下，黄叔叔一改颓废作风，戒了烟、娶了新娘子，重新振作起来……

北伐以后，李宗仁带领第七军将士驰骋沙场，黄绍竑则主政广西，留守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李幼邻和他的母亲在南宁的生活、安全等等，都由黄绍竑负责。

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李幼邻与这位黄叔叔再也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黄绍站在桂系里的沉浮，他的政治抱负、他的人生走向，李幼邻再清楚不过了。他始终认为黄绍竑是一位识事务的俊杰，遗憾的是他最终也经受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那场风暴中因不堪凌辱而含恨自杀。

李宗仁与白崇禧同为广西临桂人。几十年来，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漩涡中，还是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他俩始终如一、患难与共、相依为命，成为新桂系的擎天柱。在近代中国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上，李宗仁、白崇禧形影不离，亲如兄弟，被世人称为“李白”。

李幼邻说，白叔叔待我如亲侄，但我对他却敬而远之。众所周知，白是有名的“小诸葛”，在军事上足智多谋，给人的印象是威风凛凛。他在待人接物上，似乎总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让人仰视而感到压力。每次与他见面，他总要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问许许多多的情况，并要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搞得我很紧张。尤其是小时候，每每看到他威严、庄重的样子，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不过，白叔叔总是很忙，因他与我父亲的这层关系，我们见面以礼节性的居多。

李幼邻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白叔叔是在1948年的秋天。

当李幼邻夫妇商定要离开大陆、转到香港发展之后，他们先到了南京，准备向父亲和白叔叔辞行。

此时，白崇禧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已经在老蒋的“精心”安排下，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去担任那个什么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听说白夫人还为此而牢骚满腹呢。

其实，李幼邻也清楚，他的这位白叔叔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却处处受到权利与阴谋的掣肘，以致于让人郁郁寡欢，有时甚至就是让人愤怒。老蒋生怕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会与白崇禧联手反他，于是一面加紧对李宗仁的监控，一面不断地削弱白崇禧手中的权利。白崇禧愤慨不已，与老蒋斗气，想撂挑子不干，躲到上海休闲去。最后，还是黄绍竑前往上海劝说，他权衡利弊后，才去汉口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