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病交加：陈独秀晚年接受国民党厚赐真相

陈独秀

　　1940年7月，地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上游的江津，格外的火热。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热得心慌意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椅上，不地停摇着手中的扇子，煞是难熬。

　　一天上午，陈独秀在后院的青竹、梨树之下纳凉，潘兰珍手中拿着毛巾，不停地给他抹汗。这时，忽听得有敲门声，陈独秀对妻子说：

　　“兰珍，你快去开门，看看又是哪位朋友来了。”

　　潘兰珍听了老先生的吩咐，放下手中的毛巾，疾步向石墙院前门走去。边开门，边亲切问道：

　　“是哪位先生？”

　　“师娘，是我！”门外来客答道。

　　潘兰珍打开大门：“张先生，是你啊！”

　　“师娘，老师在家吗？”来客问道。

　　“在，伊热得正在后院树下乘凉。张先生请进！”潘兰珍操着上海口音答道。

　　来客进入院内，边扇着手中的画扇，边问潘兰珍：

　　“老师身体可好？”

　　“时好时发病。”

　　陈独秀在后院闻来客声，放下手中扇子，便从椅上站起来，边步履艰难地向前院走去，边问道：

　　“谁来了？”

　　“老师，是我！”

　　陈独秀向来客一瞧，脱口而说：

　　“是你啊，国焘！”

　　“老师你好！”来客快步上前，一把扶着陈独秀问好道。

　　来客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当年北大的学生、陈独秀的追随着张国焘。陈独秀见是张国焘来访，心中倒有些高兴。陈独秀避难武汉时，他与张国焘时有见面，畅叙师生当年之情，甚至有时应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蔡孟坚之邀，小聚在蔡孟坚家中。张国焘与蔡孟坚为江西同乡、小学同学，陈独秀、张国焘同是蔡孟坚奉戴笠之命的监护人。但陈独秀自武汉僻居江津鹤山坪，他们师生已有两三年未见了。然而，陈独秀毕竟是“沙场上”的老将，对于此时已投靠蒋介石的张国焘到来，心中顿生一些疑惑，这炎热的夏天，他的突然到来，必有原因。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陈独秀开门见山地问道：

　　“国焘，你冒着似火的骄阳来看我，是不是受人之托，有什么事？”

　　“老师，我这次来一是看望你，二是受朱家骅先生之托，转来他的手书与赠款。”说着，张国焘便将朱家骅的信与一千元赠款，递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摆了摆手，说：

　　“国焘，你先把家骅的信给我。”

　　陈独秀接过信，拆开一看，朱家骅在信中写道：

　　仲甫先生大鉴：暌违既久，咨觐末由，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比者侧词文旆，入川体颇不适，便欲诣前叙其悃愫，绊于部务，未果所怀。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临褚布臆，不任迟悬，敬颂痊祺。弟朱家骅亲笔。三、六。①

　　陈独秀看着朱家骅的信，不禁想起他与朱家骅的私交，勾起了他的情感波澜。他对朱家骅何尝不是“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呢？朱家骅，浙江湖州人，曾留学德国。当年陈独秀与朱家骅都在北大任教，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朱家骅任北大德文教授，两人过从甚密，私交笃深。1938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释放后，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曾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欢迎陈独秀出狱的家宴上，对陈独秀说，他受蒋介石的委托，要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这本是朱家骅对他的一番好意，为他出狱后寻找的一条出路，但陈独秀不领情，当即予以拒绝，弄得朱家骅尴尬不已。

　　陈独秀看完朱家骅的信，沉思了会儿，对张国焘说：

　　“国焘，朱先生的赠款我不能收，本人历来无功不受禄，请你转告我对朱先生的问候与谢意。”

　　张国焘似乎理解老师的心情，怕收了朱先生的赠款，又要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张国焘向陈独秀那消瘦、惆怅的面容瞅了瞅，说：

　　“老师你的这种心情，学生可以理解，王明、康生无端地加在你头上的冤屈阴影，还未完全消除。不过，老师，据学生之见……不知该不该说。”张国焘佯装难以启齿，到嘴的话又缩了回去。

　　陈独秀听了，有些不耐烦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在我面前有话直说，什么该说不该说。有什么话，说给我听听。”

　　“那好，学生就直说。据学生所见，朱先生的赠款老师完全可以收下，这是朱先生以个人名义赠予老师作为医药费，是他对老师的一番‘拳拳之意’。我受他之托来时，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向陈先生讲清楚，纯粹是他个人之名、之意，这点朱先生在信中讲得很清楚。”

　　“话是这么说，我总不想收来自国民党、托派方面的经济资助，这些都是是非之钱。”陈独秀不停地抽着手中的烟卷，不禁感叹道。

　　“老师，朱先生赠款是作为老师治病医药费之用，别无他意。以学生之见，看在你与朱先生多年的私交之深情厚谊上，还是收下为好。”

　　尽管张国焘再三向陈独秀劝说，但陈独秀正如俗话所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一旦想起蒙受王明、康生制造的拿“日本津贴”的汉奸、特务冤案，心中就有些忐忑不安。这时他心中甚为矛盾，朱家骅的赠款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他猛抽着烟卷，沉默不语，在后院踱来踱去。张国焘见此情景，也不由得伴随着老师踱起步来。

　　这时，已时到中午，只听得潘兰珍亲切地喊道：

　　“张先生，老先生，快请进屋里向吃中午饭！”

　　潘兰珍这一叫喊声，打破了这沉默尴尬的气氛，陈独秀扔掉手中的烟头，应声答道：

　　“来啦！”接着，饶有风趣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师娘小菜做得蛮好，既有江津山间特色，又有上海小吃风味。你可以品尝品尝噢。”

　　其实，午饭小菜没几个，大都是陈独秀与潘兰珍亲手种植的土豆、青椒、白菜等。不过，潘兰珍将这些家常小菜搭配烹调，青丝碧绿，有辣、有酸、有甜，吃起来美滋滋的。尤其那四季豆红烧肉，挺有上海小吃风味，这也是陈独秀爱吃的，凡来客大多少不了这个菜。尽管张国焘投靠蒋介石之后，吃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见了四季豆红烧肉，还是有点馋，拿起筷子夹着就吃，不停赞道：

　　“好吃，当年在上海时，我也爱吃四季豆红烧肉，多年未尝过了。师娘手艺不错。”

　　陈独秀不爱酒，只得以茶代酒陪着张国焘喝山里人制作的香醇可口的酒。这样，师生又打开了话匣子。张国焘喝了一口又一口，又夹起一块四季豆烧肉送入口中，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边问陈独秀：

　　“老师，可想好了没有，朱先生的赠款收否？”

　　“国焘，我思索再三，家骅的赠款还是先收下，但请你转告家骅先生，谢谢他的好意，但请他下次不再叫我为难。”

　　陈独秀考虑再三，收下了这笔赠款。

　　“好，收下就好，我一定向朱先生转告老师的意思。”张国焘听了如释负重，当即应允答道，并顺手将朱家骅赠款一千元递交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并没亲手接下，而是对站在一旁的妻子吩咐道：

　　“兰珍，你先将朱先生的赠款收下，再说。”

　　“好的！”潘兰珍应声答道，并接过了这笔赠款。

　　张国焘心中一块石头终算落了地，回去也好向朱家骅交差了。

　　此后，张国焘受朱家骅之邀，一次又一次地不辞劳苦，登上鹤山坪，踏破陈独秀寓居的石墙院之门，送来一笔又一笔的国民党方面以朱家骅个人名义的赠款。

　　1941年初，陈独秀高血压等疾病时常发作，鹤山坪缺医少药，去重庆看病既不方便又无钱。朱家骅闻之，于3月6日，又请张国焘送来医药费五千元，并致书陈独秀。从信中要义看出，陈独秀收下朱家骅第一笔赠款后，曾给朱家骅回过信。

　　仲甫先生道鉴：客秋国焘兄返后，详述尊况，并奉惠书，快何如之。近闻贵体欠和，时，思趋承话言，回冗未果，不审比来尊恙如何，甚悬悬也。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耑此敬颂台绥。弟朱家骅亲笔。三月六日。①

　　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赠款，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决不愿再受。但事与愿违，1942年初，朱家骅又派张国焘送来八千元。从下面陈布雷致朱家骅、朱家骅致陈布雷及朱家骅致陈独秀三封信中，可看出这八千元与前两次赠款资助，不是朱家骅个人的行为，其来源当是国民党官方，不过以朱家骅的名义，又经过原来同属于共产党的张国焘转交，以秘密方式进行，不为外界所知。

　　1942年初，朱家骅同陈布雷谈到陈独秀境状困境后，陈布雷即“呈奉谕示”(“应该是经过了蒋介石批准”——原作者语)。故1月17日，陈布雷致朱家骅：

　　骝先我兄大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元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②

　　1942年1月20日，朱家骅接陈布雷信后，即致信陈布雷：

　　布雷吾兄勋鉴：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厪注，敬先奉复，祗颂勋绥。弟朱家骅。③

　　与此同时，朱家骅于1月27日，致信陈独秀：

　　仲甫先生大鉴：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讬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朱家骅。①

　　陈独秀对于国民党以朱家骅名义的三笔资助赠款，尤其是1942年1月这笔八千元，甚感“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但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这一次勉强接受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在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的信中说：

　　骝先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元月二十九日 ②

　　一生自恃清高的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赠款，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陈独秀的这种心情亦是发自内心的。陈独秀得到国民党方面以私人名义的接济，对他正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这时四川物价飞涨，生活费用高，故1942年1月19日，他在致杨鹏升将军信中说：“川中生活不支”，欲迁居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他收到国民党方面最后一次赠款八千之后，生活窘迫得以缓解，同时身患疾病日益严重，病休难以支撑，不得不作罢贵阳之行。2月12日，他特函告杨鹏升将军：

　　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

　　没过几月，陈独秀即于1942年5月27日凄凉地病逝于江津鹤山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