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公章是怎么来的？(2)

　　印制规格从唐朝起趋于周密

　　说到官印的规格，也有一个从紊乱到齐整的整饬过程。《古玺汇编》中战国时的官印，一颗编号为0007的“君之信玺”的边长才两厘米半，另一颗编号为0227的“左禀”印章的边长，倒有三厘米。再看《封泥汇编》中的两汉官印，不仅低级官印比高级官印大得多，其印面形制也“百花齐放”，有的极为方正，有的近似长方，有的四角呈弧形，还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估计多为因材治印，逮到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便做成什么样的印面。
 

　　至于印文的书写以及自左分行还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样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当它们以整体形状出现时，固然可从金银材质、青黑绶色上区别规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无可避免的。
 

　　贾谊著《治安策》，揭述矫伪者诈取国库近十万石粮食，冒征六百余万钱赋，骗乘官车驿传郡国，应该说都与这些印制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处都是，甚至连离任或去世者曾经用过的官印也依然存在于世间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胆敢妄为，辨别真伪还真不容易。
 

　　从官印设置从严控制的唐代起，印制规格也趋向周密。诸司之印一律用铜铸，印体为正方形。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钤印的形制，即所谓“印把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门印信俱由礼部铸印局统一刻制，且有详细的铸、换、辨、验条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铸印局辨其印信真伪”。
 

　　当然也不能说这样一来便能彻底杜绝诈伪，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当差的吏目潘三爷，为帮助财主掠买妇女捞取酬谢，让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纸乐清县署的公文，“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不过这些花样只能在基层玩弄，而且是在里外勾结的条件下生效，要想去设有铸印局可辨真伪的京师行骗，就不那么容易了。

 

　　唐代起官印保管在府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关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讫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棰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集中销毁的。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
 

　　官印的使用程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
 

　　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钱塘县督办粮储事宜。当地的县令是个阴险狡诈之辈，准备暗中设计陷害李浚。一次，县令将自己的一名心腹安插到李浚身边做仆役，仆役伺机偷走了官印。当李浚办公用印时才发现官印被盗，经前思后想，他判断官印被盗定与县令脱不了干系。
 

　　为找回官印，李浚的属下提出带人到县令府中搜查，被其当即阻止。因为这本是件没有确凿证据的事儿，若兴师动众闹得满城风雨，极有可能逼迫对方将赃物隐藏得更深或干脆销赃灭迹。冷静下来，李浚拿定了主意。他盛情邀请县令来府中摆宴庆贺。正当两人酒酣耳熟之际，院内浓烟突起，仆人惊慌通报，家中着火。李浚连忙起身进密室取出印盒交给县令并大声吩咐：“官印重要，请妥替保管，明日送还，眼下救火要紧……”说完不容县令推辞，离席救火而去。
 

　　自然，失火、救火都是李浚亲手导演的一场戏，火势当然不大，不久便被扑灭。而捧着空印盒回家的县令却坐卧不宁，彻夜难眠，左右为难。若明日把空印盒原样返还，很难说清自己接受时印盒里面是空的。而弄丢了上司的官印，自己吃罪不起，势必还会祸及全家。县令越想越怕，只得把那枚刚刚偷来、预谋加罪李浚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之内，第二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登门将官印完璧奉还。次日清晨，当看到印盒中安放着那枚失而复得、毫发无损的官印，李浚与县令两人目光对视，心照不宣地笑了。
 

　　能做到如此谨慎，自然是达到了“印记不得委其胥吏”的要求。也因此，公章也逐渐给地方办公带来了麻烦。按照规定，各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上计吏到京师户部汇报地方年度财政收支，经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后，方许奏销。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斗“轧不平”，整本财务报表便要被驳回重造。重造报表不难，难的是必须盖上原单位的官印才算合法，这样一个来回，就得多费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了结。如此，不仅增添上计人员往返奔走的麻烦，也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手续繁琐，也逐渐成为大量使用公章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