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明帝国为何要实行悲剧禁海令(2)

　　白银
 

　　事实上，对于封贡制度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帝国内部。疾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使旧有的圆形方孔钱日渐不能满足大宗贸易的需要，于是乎，部分精明的商人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稀有的贵金属来充当铜质货币的替代品，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白银。
 

　　中国大陆对于白银的迫切渴求，迅速转化成了东亚走私贸易链条运转的原动力。美国学者艾维四在其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捕捉到了这种白银流动趋势：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年，由于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的白银越来越多，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显然，这里的外国指的是新大陆美洲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
 

　　此时的日本已经在世界白银市场上日渐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一种被称为“银山银吹”的矿渣分离方法被发现，迅速在石田、但马等地普及开来，从而使银产量得到大幅提高，白银也成为日本的主要硬通货。
 

　　但白银的流通并没给普通百姓带来任何实惠，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价格飞涨，一根缝衣针的价格高达银钱七分，一口铁锅更是要卖到一两白银。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走低，而明帝国却因银荒导致银价居高不下，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
 

　　白银国内价格增高，海外寻求来源就成为必然。靠海吃海的闽粤百姓以及不安分的徽浙私商在白银的诱惑下纷纷扬帆出海，满载着丝绸、瓷器，绕过官府的眼线，来到近海处的岛屿，在那里停泊着来自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的商船。通过交易后，他们换回南洋土产的香料、皮革。当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还要数被海禁制度排斥在封贡体系以外的日本人以及弗朗机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帝国百姓最最渴望的货物——白银。
 

　　双屿港“我们到达了由对峙的二个岛屿构成的海港。这里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两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为货币的。葡萄牙海盗平托在其游记《亚洲放浪记》中以夸张手法为西方人描绘了一个1540年的中国沿海港口。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维持了二十多年的走私贸易据点，名叫双屿港。”
 

　　双屿港位于宁波附近。早在1517年至1518年间，部分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贩海私商踏破传统禁忌自漳州下海，来到南洋采购胡椒、苏木、名香等热带产品，运输至双屿港交易。走私商品利润诱人，很快，不甘于安分守己的浙商、徽商便参与其中。他们从福建商人手中购得海外特产，并将内地丝绸、瓷器贩卖给福建商船从中牟取暴利。在宁波“争贡事件”爆发前，浙商、徽商一直在走私贸易中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而福建商人由于其航海技术以及对南洋情况的熟知便担负了货物运输的职责。
 

　　在潜移默化中，帝国沿海子民已经不再将出海贸易视作一种耻辱，反将其看做生存出路，甚至对出海贸易滋生出了羡慕之情。朱纨在其著作《甓余杂集》中描述了当时百姓参与海上贸易的情形：有力者自出赀本，无力者转辗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普通民众观念的转化，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民风，漂洋过海，见识过海盗、官军的渔夫、盐丁们很快便养成了彪悍嗜血的习性。在拼命斗狠之余，一买一卖之间，他们的商业意识也日趋养成。一株稚嫩的新芽钻出沙滩，在海风和巨浪的侵袭下艰难的生长着，这就是“海洋文化”如果说农耕文化代表着儒家的礼教、宗族、淡泊以及谦和，那么海洋文化则与西方商业社会的规则、集团、利益乃至竞争密切相关。尽管它极度弱小，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长的机会。
 

　　1524年，宁波“争贡事件”日趋淡出普通百姓的记忆，而该事件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发挥作用。嘉靖帝一道圣旨，市舶贸易受阻，商品出口渠道堵塞。恰逢此时，宁波大灾，饥民遍野。这座因进出口贸易而勃兴的滨海市镇，在大量滞压商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更无能为力的便是来自中国内地以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双屿港便成为中国积压商品的输出地，而日本人也加入了双屿港走私贸易之列。

 

　　清水师在香港沿海追剿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