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冲出＂左＂阵营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2)

　　张闻天常对人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1934年1月“二苏大”以后，他虽然奉命接任了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对毛泽东仍然十分尊重。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相信毛泽东有经验，有智慧，有真理！
 

　　据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回忆：
 

　　“那时中央一些负责人歧视毛泽东同志，而张闻天同志却很注意请教毛泽东同志，本来在张闻天同志来政府工作之前，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我有事都请示毛泽东。张闻天来政府工作之后，这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要我去请示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葱的樟树。张闻天同志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同志时，他经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取他的指示。这样，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
 

　　吴亮平还说：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们两人一些观点和主张也都比较接近。比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给了张闻天不少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亲自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就很感动。他对有的同志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搬入云石山古寺侧屋居住。这期间，他更有机会同毛泽东朝夕相处，交流思想了。
 

　　一天，烈日当空，气候炎热，树上的知了都热得“苦呀、热呀”地叫个不停。毛泽东、张闻天坐在寺院后面的大樟树底下，一边喝茶乘凉，一边促膝谈心。
 

　　他俩，一个来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洋过海；一个是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一个是中共中央的后来人；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内阁“总理”。两人的阅历、气质虽然不同，但在关心红军和苏维埃的前途、命运上，走到一起来了，在批评党内“左”倾错误的许多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毛泽东对张闻天与博古、李德的分歧已有所闻。同时还看到了张闻天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两篇反“左”的文章。一篇是6月24日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篇是6月25日的《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反革命前的狂乱》。前一篇文章提出：过去几个月来在新的查田运动中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做得太过分了，目前必须开展一个反对“左”倾的运动；并深刻指出：一般人总以为“‘左’倾无论如何总要比右倾好些”，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极‘左’主义不能克服的症结所在。张闻天在文章中还疾呼：“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全党同志都要同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后一篇文章则点名批评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过‘左’的残酷行为，认为极‘左’主义已经在群众中引起了人人自危的恐慌心理，并使地富分子走投无路，助长了他们对抗到底的情绪和立场。因此，必须反对过分行动，以克服极“左”主义的危害。
 

　　很显然，“左”倾错误在苏区的种种表现，已经使张闻天看到了危害，意识到这种错误的后果。这是张闻天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张闻天已经从“左”倾阵营中勇敢地冲出来了！
 

　　阵阵清风吹拂过来，给人一种莫名的惬意。毛泽东望着张闻天高兴地说：
 

　　“闻天同志，你那两篇文章写得好哇，不愧是‘文章泰斗’呢！你也开始举起旗子反‘左’了！”
 

　　张闻天谦逊而又坦诚地答道：
 

　　“惭愧呀，润之同志。读了那么多马列的书，竟而迷糊地在‘左’的大床上躺了这么长时间还未知觉。不过，我总觉得，博古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比我还要‘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还曾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的‘左’呢。”
 

　　说到这里，张闻天呷了一口茶，扶了下眼镜，继续说道：
 

　　“相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多么坦诚的心胸！他正是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
 

　　“是呀，你的心境，我是理解的。”毛泽东对张闻天这种严厉解剖自己的风格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敬佩。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
 

　　风乍起。满山的枝叶随风摆动，发出阵阵沙沙的响声……好像是鸣奏，又好像是鼓掌，令人心情格外地轻松、惬意。
 

　　夜深了。他们还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那么投机，那么融洽。……